對一個紅色文化研究和集報者而言，能收藏到一份心儀的報紙，有時盡管付出很多，但苦盡甜來，是一件非?？鞓返氖?。本文作者通過12年堅持不懈的努力，終于追尋到全套的《紅星報》影印件。

《紅星報》是中國工農紅軍的機關報，1931年12月11日創刊于瑞金，它在中央蘇區時期最大發行量曾達117萬份，是僅次于《紅色中華報》的中央級大報之一。由于《紅星報》在中國革命史和新聞史中的特殊歷史地位，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至今，一直是人民軍隊傳媒研究的重點報刊之一。

漫漫追星路

2005年，我在閱讀江西著名黨史專家凌步機編著的《鄧小平在贛南》一書中，意外地發現一條十分珍貴而又鮮為人知的信息：鄧小平在擔任《紅星報》主編時，曾經編寫過一篇通訊，報道閩西連城的“溫坊戰斗”。

據《鄧小平在贛南》一書記載：1934年9月初，在朱德、聶榮臻的指揮下，中國工農紅軍紅一軍團、紅九軍團和紅二十四師密切配合，在閩西連城縣朋口鎮的溫坊(今文坊)組織了有名的“溫坊戰斗”，成為紅軍長征前夕中央蘇區東線最后一次大戰——松毛嶺戰役的前奏，紅軍以極小的傷亡取得了戰役的重大勝利。戰后，鄧小平敏銳地抓住此戰例，迅速約請李聚奎、舒同、耿飚、賴傳珠等9位戰地指揮員寫稿，提供戰斗情況，鄧小平根據他們的來稿，綜合整理成《溫坊戰斗的勝利》一文，發表在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的“前線通訊”上。

追尋多年前塵封的一篇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頗費周折。這篇文章是在《紅星報》什么時間、哪一期發表?鄧小平是如何具體地向當年蘇區軍民報道“溫坊戰斗”的?查遍了省、地、縣檔案館均未果。后來，我了解到，1982年中央檔案館曾經出版過《紅星報》影印合訂本。2004年10月，我第一次向中央檔案館發出了求援信。意想不到，很快得到了回音，回信中還附來了一份100字左右的“溫坊戰斗”的相關報道復印件。顯然，這不是我需求的《溫坊戰斗的勝利》文章，但我還是非常高興和激動。我隨即發出了第二封信，同時說明了“溫坊戰斗”發生的時間在1934年9月初。有一天，我愛人接到了北京中央檔案館利用部的電話，說找到了《溫坊戰斗的勝利》一文，要我匯10元復印郵掛費。真是天大的好消息!2005年2月的一天，我終于收到了1934年9月10日出版的《紅星報》第64期第2版上的《溫坊戰斗的勝利》復印件。

這篇文章里，鄧小平用“編者”署名的文章，全文2000余字，并附有一幅作戰地形圖。鄧小平用生動的筆觸，詳細地報道了溫坊戰斗的戰績和全過程以及經驗教訓。

遺憾的是，這份報紙由于當時的印刷條件的限制和年代久遠，以及油墨太濃和使用繁體字等諸多原因，全文除標題、副標題和1/3的文字外，其余文字都比較模糊不清，無法了解文章全貌。2006年初，我給中央檔案館去信，特別說明了追尋這份史料對了解福建和閩西革命老區黨史、軍史、新聞報刊史的重要作用和意義。4月中旬，我很快收到了中央檔案館寄來的兩份更清晰的《紅星報》復印件。

2007年，《連城文史資料》第34輯以《一份記錄“溫坊戰斗”的珍貴史料》為題，全文發表了追尋活動和研究文章。這是我對《紅星報》的第一次研究。這份《紅星報》上刊發的《溫坊戰斗的勝利》圖片資料，已在閩、贛兩省的革命紀念館及各種書刊、新聞網絡被廣泛使用。

艱辛再收獲

2010年，松毛嶺戰地遺址的保護與開發工作開始進行，通過集報信息，又發現了幾篇《紅星報》關于“朋口戰斗”和“溫坊戰斗”的史料。2011年起，我又踏上了追尋之路，歷時三年，幾經周折仍然未果。

我研究紅色文化的癡情以及對史料追尋的執著精神深深地感動了中國收藏家協會書報刊委員會主任李潤波先生。2013年10月，幾經周折與努力，終于從中央檔案館復制獲得幾份高質量的《紅星報》復印件。

翻開塵封了70多年歷史的《紅星報》，發現當年《紅星報》如此連續性、密集式報道中央紅軍在福建連城的“朋口戰役”“溫坊戰斗”，在《紅星報》的歷史上是很少見的，以至于《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和陳云起草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都特別提到了這兩次戰役的勝利，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最艱難時期，它對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鼓舞工農紅軍指戰員的革命斗志和堅定勝利的信念發揮了重要作用，對現代研究《紅星報》的歷史和現代革命戰爭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這是《紅星報》真實記錄中央紅軍在中央蘇區的偉大革命斗爭的歷史見證，也是留給蘇區人民一份十分珍貴的紅色文化遺產。

(作者系龍巖學院中央蘇區研究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