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向我提出如何加強改革開放史研究的實證性這樣一個題目。這是一個關于方法論的建設性命題。從黨史國史學界對新中國前29年歷史時期的研究成果看，實證性較強，文件堆砌和領導人思想觀點的簡單再敘述等問題并不特別突出。這也反映出，如何展開改革開放史的實證研究，不是一個單純的研究方法問題，而是對改革開放史特點和研究選題把握的問題。

改革開放史與此前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相比，具有鮮明的特征，那就是基于獨立的工業體系已經建立起來這樣一個新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以及之后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持續演進及其要求，不斷推進改革開放，成功地實現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在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的體現。在這樣的歷史演進中，中國經濟社會進入快速發展期，經濟結構多元化，社會組織多元化，利益主體多元化，加之大國中的產業、城鄉、區域等發展的不均衡，使得矛盾和風險也隨之增多。這些都使得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治理所面對問題的極其紛繁和復雜化，也就決定了思想發展、理論創新、政策調整和完善以及制度變遷的紛繁和復雜程度，遠遠超出此前的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同時，改革開放史是一個不斷延續至今的全新的研究對象，對其加以梳理并作出科學評價，還需要更為長時期的實踐驗證和理論反思。這些都增添了改革開放史研究的難度。相對而言，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推進，黨和政府的決策信息大量及時公開，加之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使可獲得的文獻信息量極大，研究者又身臨其境，因而相對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進行歷史演變過程的描述是一件相對容易之事。由此，現有關于改革開放史的研究成果，對思想發展史、理論創新史、發展戰略史、政策演變史、制度變遷史等梳理得較多，也容易陷入文山會海和領導人思想觀點的簡單再敘述。

黨史國史學界開展改革開放史的實證研究，需要更多地基于改革開放史的特點，基于歷史邏輯，把歷史演變過程的描述、基于已有理論和某種價值觀的規范研究，與深入的實證研究結合起來。如此，才能推進改革開放史研究的深化，避免簡單摘錄文件、會議內容或一般性宣傳解讀而難以深入的問題。

作為歷史研究諸多方法之一的實證研究，其特點是對紛繁復雜的歷史實踐進行分析，梳理諸多歷史事件或現象及相互間的關系，分析回答歷史事件或現象的本來、為什么發生、發生后對其他相關事件或現象有何影響、如何評價等問題，以及有哪些值得吸取的經驗和教訓，是否反映出某種發展規律，能否升華為新的理論，能夠為當下乃至未來一段時期提供什么樣的歷史智慧，等等。在實證研究中，通過文件與實踐的對照有助于克服單純文本研究的缺陷，通過時間維度的長時段考察有助于克服短時段驗證不充分的缺陷，通過空間維度的縱向比較有助于克服孤立分析的缺陷，通過整體與局部關系的研究有助于克服孤立化甚至碎片化分析的缺陷，通過定性與定量結合的分析有助于克服數字與背后的歷史故事脫節和不能準確把握歷史事件或現象之實質的缺陷。

下面，基于改革開放史的特點、理論和現實發展對改革開放史研究的需求、研究中遇到的問題，圍繞改革開放史研究中的思想發展、理論創新、決策形成與實踐發展的互動，就如何強化實踐問題導向意識，開展改革開放史實證研究的幾個問題作一探討。

第一，在選題上，要注重實踐的問題導向。選題的實踐問題導向是實證研究的邏輯起點。改革開放史的研究還沒有像共和國前29年歷史時期那樣有較多的實證性研究成果，究其原因，有內容上的宏大敘事問題，有文獻收集易而難取舍的問題，有研究中缺乏文本與實踐對比的問題，但這些都是次要的，源頭在于選題的實踐問題導向沒有明顯體現出來。很多選題較為注重思想、理論、決策等形成過程的描述，缺乏將其與實踐加以對照考察，特別是缺乏對其與實踐發展的互動進行考察，也就導致思想發展、理論創新、決策形成與實踐發展的“兩張皮”現象。研究者之所以偏重于這些思想發展、理論創新和決策形成過程的描述，主要是由于資料獲取較改革開放前更為容易，很多高層次的內部決策過程都在當時公布了。例如，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國家五年計劃(規劃)、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等，除當時公布全文、中央領導人報告的形成過程，還有詳細形成過程的誕生記，以及參與起草重大文獻的專家進行權威解讀等，因而使得簡單的形成過程描述在當代學界看來，都是熟知的，加之堆砌文件、會議，缺乏歸納概括和深入研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改革開放史研究的意義了。強化基于實踐問題導向的改革開放史研究，不僅可以避免單純文本研究脫離實踐的缺陷，也有助于形成基于歷史視角的有別于現實問題研究的創新性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現實問題研究很注重從歷史及其與現實的比較中尋找歷史邏輯起點和解決問題的方案。歷史研究要向現實問題研究學習，增強現實關懷意識，在選題上強化實踐問題導向意識，尋找實踐需要回答的問題，如此方可引導問題討論的深化。在以實踐問題為導向的研究邏輯中，依然需要基于某種理論或價值觀的規范研究，依然需要對思想、理論、文件和會議等進行描述，但不再只是將其陳述清楚為目的，而是將其與實踐的互動納入引出問題、分析問題、回答問題的組成部分，將單純的過程陳述轉變為以問題思維為導向，實現過程陳述與問題思維的融合。

第二，在研究對象的完整鏈上，要注重實踐這一鏈環，分析思想發展、理論創新、決策形成的實踐背景和實踐績效，特別是思想發展、理論創新、決策形成與實踐發展的互動關系。改革開放史的主線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完善，因而思想發展史、理論創新史和決策形成史的研究極為緊迫，也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貫穿整個改革開放進程，也使改革開放史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征，那就是放棄了改革開放前一段時間內脫離中國實際而照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蘇聯的作法等，是在不忘初心的同時，不懈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更加注重基于世情、國情、黨情，本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本著以是否有利于發展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把問題的解決基于和著眼于實踐，進而形成了思想發展、理論創新、決策形成與實踐發展更加良性互動的演進態勢，這也是貫穿于改革開放史的紅線?？梢?，對于改革開放史的研究，理應體現實踐發展及實證性很強的特征。注重思想發展、理論創新、決策形成與實踐發展互動關系的考察，將歷史發展鏈加以完整考察與呈現，才能有助于實現改革開放史的真實再現和研究的深化。

第三，在整體史視域下，要梳理實踐中諸多歷史事件或現象的關系。由于改革開放史的紛繁復雜，加之社會學科的專業分化日益深化發展，形成了一些多視角、多學科的研究成果，也有基于某一個案以小見大的成果，這些都不失為值得倡導的研究方法，但也要避免有可能發生的只見森林不見樹木或瞎子摸象的問題。對改革開放史的實證研究，需要在整體史視域下，梳理諸多歷史事件或現象之間的關系，既不能被紛雜的現象所迷惑，也要避免碎片化、孤立化、片面化、靜態化地研究問題。例如，科學發展觀是針對2003年突發“非典”疫情暴露出諸多不協調問題而提出的，但不能將科學發展觀提出的原因完全歸于“非典”疫情的發生，如果這樣，就陷入了靜態化、孤立化、片面化的分析邏輯。從整體史視域分析，科學發展觀是在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國家在發展進程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凝聚了幾代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心血。如此，才能對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和歷史地位作出與歷史相一致的認識和評判。

第四，在時間維度上，要注重長時段的比較，可以更好地把握時代特征和發展脈絡，也能使研究結論得到更充分的驗證。以階段劃分為例，盡管改革開放經歷長達39年的時間，但都是一種接續探索發展，加之日益增多的實踐經驗的積累，使得這種探索發展的起伏波動不大，經濟社會運行也極其平穩，因而各小階段的特征也就沒有共和國前29年歷史時期那樣涇渭分明，使得階段很難劃分，由此導致歷史過程的描述也顯平淡。實證研究有助于破解這一難題。以經濟社會發展為例，可通過增長速度和結構變化的實證分析，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階段性特征，以及由此所決定的政策調整變化。一般而言，通過對增長速度波動的分析，可以較好地把握小階段的特征;從結構上分析，可以較好地把握大階段的特征。例如，世紀之交的中國便有很多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包括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增長、城鄉差距拉大的二元結構等。認識到類似結構性特征，也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由“三位一體”發展為“四位一體”再發展到“五位一體”的發展脈絡和時代特征，由此方能反映出豐富而又鮮明的階段性特征。

第五，在空間維度上，要注重橫向比較。橫向比較是實證分析的另外一個維度。展開橫向比較的實證研究，可以更清楚地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特點和經驗。例如，從國際比較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中等收入成功躋身為高收入的國家極少，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而難以實現趕超發展。從這一視角進行考察，不難發現中國發展奇跡的取得來之不易，也更加彰顯中國經驗之寶貴。如果孤立地就中國論中國，缺少參照的維度，實證分析不充分，還可能陷入孤芳自賞的境地，甚至由此招致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質疑。

第六，在政策的實施上，要注重文本與實踐的對照。思想、理論和政策的實踐有一個過程。還有一些政策，由于地區不同以及實施的程度有所差異，甚至會在實施中進行相應的適應性完善。另外，由于認識和理論發展的漸進性及多種約定俗成的概念表述，如果在文本研究中僅從字面上加以理解，也會誤導研究的展開。例如，安徽省小崗村發明的包干到戶，這一出自農民語言的表述通俗易懂，但在改革初期的文件話語中，它被歸類為多種聯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實際上，包干到戶并不聯產，這是其與包產到戶的重大區別。包產到戶主要是將土地等生產資料由農戶承包經營，所生產的產品歸集體，集體根據產量給承包農戶計工分分配，或對超產部分給予一定獎勵，是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種。包干到戶則與之不同，是將土地等生產資料由農戶承包經營，收益不按產量給承包戶記工分后分配，而是承包戶交足集體和國家的，剩余部分全部歸自己，也就是說這種承包經營不再聯系產量。據中央文件起草人說，當時就認識到，把包干到戶稱為聯產承包責任制，與實際不符，但可以避免類似改革開放前將包產到戶視為“單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風險，以及由此導致的包干到戶被禁止實施的厄運。隨著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和認識的深化，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才在中共中央文件(即這次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層面，將此前的“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正名為“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經營制度”，即不再保留“聯產”二字，使名與實相符。此外，即便是寫入憲法的制度，如憲法規定農村土地為集體所有，但在調研中發現，不少基層干部認為農村土地為國有，而這樣的錯誤認識經常導致有的基層干部隨意調整農民承包土地、占用部分征地款等損害農民土地權益亂象的發生?？梢?，如果僅僅進行文本分析，而不與實踐對比，所作出的歷史描述便有可能失去準確性，基于這樣的研究也可能得出不符合實際的結論。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