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紀念中國共產黨湖北早期組織成立100周年

2021-12-02 18:22:29 作者: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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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湖北早期組織成立100周年。100年前的1920年8月,以董必武、劉伯垂為首的湖北7名先進分子在武昌蛇山腳下秘密集會,成立共產黨武漢支部,它成為1921年7月參加中共一大的全國6個黨的早期組織之一。同一時期,惲代英、林育南等湖北先進青年也在武漢、黃岡等地積極探索建黨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考察中共湖北早期組織創建的時代背景和歷史進程,感悟早期共產黨人立黨初心,對于我們進一步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進一步傳承紅色基因、堅定理想信念、發揚革命精神和斗爭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接續奮斗,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一、勇擔責任:中共湖北早期組織的成立是湖北先進分子為挽救民族危亡、實現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主動選擇

1840年是中國漫長封建社會與近代中國的分水嶺。這一年,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中國從此開始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恥辱歷史。在西方列強侵略和封建專制制度的桎梏下,中華民族內憂外患,國家面臨被瓜分的危險,人民陷入了苦難深淵。中華無數志士仁人為救國救民進行了不屈抗爭。1911年,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辛亥革命爆發,一舉推翻了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并未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取而代之的是黑暗的北洋軍閥統治。

地處中國腹地的湖北,和全國一樣兵連禍結,滿目瘡痍。湖北地區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農村急遽衰敗,大批農民和手工業者趨向破產。資本主義經濟雖得到一定發展,但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和封建官僚買辦資本兩者結合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又使得這種發展特別艱難??辆桦s稅越來越多,人民負擔日益沉重,貧苦人民流離失所、賣兒鬻女甚至整村整鄉外出行乞的悲慘情景,常遍及湖北全省9府60余州縣。在城市,武漢、沙市等地大多數碼頭工人“衣無冬夏,僅用破麻袋一片,遮其下體”,有活盡力干,沒有隔日糧,“餓凍相乖,死亡甚速”。工礦企業中也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措施,工人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毫無保障。據史料記載,當時漢冶萍的工人,平均每一天就有一人死于非命。

殷憂啟圣,多難興邦。不甘屈辱的中國人民繼續尋找救亡圖存的新出路。歷經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洗禮,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湖北先進分子走到了一起,“群英結黨救中華”。中共湖北早期組織應運而生。

董必武,湖北黃安(今紅安)人,清末秀才。1911年武昌起義后參加湖北軍政府工作,加入同盟會。1914年留學日本就讀法政大學,并在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貒罄^續從事反袁斗爭和護法運動。1919年在上海經李漢俊介紹接受馬克思主義。1920年創辦武漢中學,同年夏,接到中共上海早期組織來信,應約組黨,成為湖北地區建黨的核心人物。

劉伯垂,湖北鄂城人。清末東渡日本,在明治大學學習,受民主革命思想影響,加入同盟會。約在1916年畢業回國當律師。1918年參加廣州護法軍政府。1919年創辦《唯民周刊》,從事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工作。1920年夏,受陳獨秀之托回武漢組黨,對湖北地區建黨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陳潭秋,湖北黃岡人。1919年畢業于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畢業后擔任《大漢報》《漢口新聞報》記者。參加武漢地區五四運動和武漢中學組建工作。1920年秋與董必武一起參加建黨活動。陳潭秋對把中國建成為蘇俄式的“工人之國”懷滿腔熱忱,董必武曾回憶說:“我有點火作用,他(陳潭秋)把火搞大。”

……

在封閉落后、民氣未開的舊中國,能接受新思想、點燃新的革命火炬的必然也只能是社會精英。共產黨武漢支部成立時一共有7名黨員,除鄭凱卿是武昌文華大學的校工外,董必武、劉伯垂、張國恩都是同盟會會員,都曾赴海外留學并參加過革命軍政府工作;陳潭秋、包惠僧、趙子健是接受過高等教育、在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愛國進步青年。這些最早一批的中國共產黨人有一個顯著的共同特征,就是家境較普通人好,胸懷救國救民的宏大志向。鐵肩擔日月,慷慨系神州。他們投身革命參與建黨,并非迫于個人生計、被逼無奈的被動選擇,而是肩負民族責任、歷史責任,為著復興中華的共同目標,走上了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道路。

二、堅定信念:在多方比較和深入思考中,湖北先進分子最終找到馬克思主義作為救國救民的偉大真理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第2卷起改為《新青年》),高舉“科學”“民主”的大旗,興起了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促使各色新思潮和救國理論紛紛涌現。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到中國后,馬克思主義逐步成為新思潮傳播的主流。湖北先進分子開始學習運用無產階級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革命的工具,重新考慮中國的前途問題。

李漢俊,湖北潛江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播火者,在幫助湖北先進分子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上起到了重要引領作用。他早年留學日本,接受科學社會主義思想。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思想武器是中國社會革命的“天賜之幸”,“我希望我們中國底同胞,不要把現在先進各國所有的社會現象視為‘對岸之火’,取‘與我無關’的態度,也把彼底由來、內容、結果,拿來仔細推究”。

1919年春,董必武來到上海,與張國恩一起居住在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與李漢俊、詹大悲為鄰。李漢俊向董必武等人介紹了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并將從日本帶回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和《黎明》《改造》《新潮》等進步刊物給他們學習。董必武自參加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從秘密反袁到公開護法斗爭,一次次浴血拼搏,一次次慘痛失敗,讓他陷入極度的迷惘和困惑之中。經過對比,董必武認識到孫中山依靠軍閥革命“行不通”,而“俄國革命列寧黨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與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中國革命,“要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這樣,董必武確立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在上海,他還見到了陳潭秋。在他的引導下,陳潭秋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惲代英是湖北新文化運動的闖將和湖北五四運動的杰出領袖,在青年中具有很高威信。早期,他和林育南等人一起,先后成立互助社、輔仁社、日新社等進步社團,意圖通過改造個人來達到改造中國社會的目的。1920年2月,他們又創辦利群書社,主張通過“共同生活的擴張”,發展教育和實業,通過和平手段使全世界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天國”。

隨著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傳播和新村主義在全國各地試驗的失敗,惲代英的世界觀逐漸發生變化。1920年下半年,惲代英翻譯考茨基的《階級爭斗》一書。這本書對惲代英和利群書社成員的思想轉變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們認識到:“要改造中國必須進行階級斗爭,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制度。”1921年7月16—21日,惲代英等21人在湖北黃岡浚新小學聚會,宣布成立共存社,其宗旨為“以積極切實的預備,企求階級爭斗、勞農政治的實現,以達到圓滿的人類共存為目的”。這表明共存社與互助社、利群書社相比,已經發生質的飛躍,是一個具有共產黨早期組織性質的革命組織。這也標志著惲代英、林育南等利群書社大多數成員的思想實現了從空想社會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

三、英勇奮斗: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湖北先進分子為成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為開創中國革命斗爭的嶄新局面進行了艱辛探索

馬克思主義強烈的實踐性和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迫切現實需求,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一開始就不是被當作一種只在書齋進行學術討論的理論,而是作為救國良方。湖北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并取得重要成果。這種成果首先表現在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在五四運動中,湖北工人階級走上歷史舞臺并展現出偉大力量。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的日益結合,湖北出現了兩條不同路徑的建黨道路。

第一條路徑,是在共產國際的推動和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幫助下創建共產黨武漢支部。1920年8月,董必武、劉伯垂、陳潭秋等7人在武昌撫院街(現民主路)97號舉行會議,宣布成立共產黨武漢早期組織。第二條路徑,是在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沒有直接聯系的情況下,惲代英、林育南等人通過實踐摸索在湖北黃岡建立共存社。當知道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消息后,共存社自行解散,其成員大部分加入中國共產黨。

中共湖北早期組織成立后,即迅速組織開展各項革命活動。他們積極發展黨的組織,到1921年春,共產黨武漢支部發展至9名成員;正式建立武昌、漢口社會主義青年團,引導青年走無產階級革命道路;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支部成員“到紗廠去,到鐵路去,到碼頭去,講解工人階級解放的道理”,推動工人運動發展;組織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創辦《武漢星期評論》,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立武昌教育工作者大會,領導教育界開展反對反動當局的斗爭。湖北人民革命斗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1921年7月,董必武、陳潭秋作為湖北代表前往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此后,在漫長的革命歲月中,湖北共產黨人在黨的領導下以錚錚鐵骨戰強敵,以血肉之軀赴國難,作出重要貢獻,付出巨大犧牲。

董必武,在大革命時期全力推動國共合作。1932年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10月,以年近半百之身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箲饡r期,他參與領導中共南方局,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與國民黨進行了近10年的談判斗爭。1945年赴美國參加聯合國成立活動。1949年10月參加開國大典,成為除毛澤東之外唯一站在天安門城樓的黨的一大代表。陳潭秋,黨的一大后先后擔任湖北、江西、滿洲、江蘇、福建省委主要負責人。中央紅軍長征時留在中央蘇區,領導開展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1939年從蘇聯回國后在新疆開展革命工作。1942年,與毛澤民等一起被軍閥盛世才逮捕,1943年被秘密殺害。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時,因不知其已犧牲,還選他為中央委員。惲代英,1925年領導五卅運動。1927年在武漢主持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工作。同年,先后參加南昌起義、廣州起義。1930年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931年被殺害于南京雨花臺。就義前,他留下了感人肺腑的詩篇:“浪跡江湖憶舊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正是無數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先烈不懼犧牲、忘我奮斗,譜寫了豪情萬丈的英雄史詩,我們才最終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四、繼續前進: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接續奮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他還強調,廣大黨員,特別是青年黨員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要結合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在學思踐悟中堅定理想信念,在奮發有為中踐行初心使命。今天,我們回顧中共湖北早期組織的歷史,考察早期共產黨人的心路歷程,就是要深刻體會我們黨的初心,做到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我們要秉承責任之心,把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責任牢牢記在心頭,扛在肩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擔當。100年前,面對苦難深重的舊中國,早期共產黨人繼承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優良傳統,深覺個人之小我應為民族之大我承擔責任,“莽莽神州,已倒之狂瀾待挽,茫茫華夏,中流之砥柱伊誰?弱冠請纓,聞雞起舞,吾甚望國人之勿負是期也”。如今歷史的接力棒傳到了我們手中。黨的十九大為我們擘畫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今天,我們的歷史責任,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并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我們唯有肩負起新的責任,才能不負重托、告慰先烈,創造屬于新時代的輝煌業績。我們要堅守信念之心,不斷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信念。馬克思主義是中國早期共產黨人經過反復比較、深入思考后的慎重選擇,是在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中驗證了的科學真理。馬克思主義是與時俱進的理論。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我們黨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當前,湖北疫后重振和脫貧攻堅進入關鍵時期,所面臨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省域治理考驗之大都前所未有。我們要贏得優勢、贏得主動、贏得未來,就必須堅定馬克思主義信念,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我們要堅持奮斗之心,堅定革命精神和斗爭精神,不斷把為崇高理想奮斗的偉大實踐推向前進。早期共產黨人在奮斗中建黨,在奮斗中開創了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面。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無論革命、建設還是改革,無論順利還是曲折,始終在奮斗中克服艱難曲折,靠奮斗創造未來。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視察湖北,對湖北工作提出“四個著力”“四個切實”的重要要求。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難者進,我們要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殷殷囑托,積極投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省的火熱實踐。要按照省委十一屆七次全會部署,搶時間、搶機遇、搶要素,拿出硬招實招,抓具體、抓細化、抓實施,加快補齊省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弱項,著力提高我省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奮力奪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雙勝利。

懷揣初心使命,歷經百年風雨。從團體到政黨、從地方到全國,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經過近百年砥礪前進,如今已成為擁有9000多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正領導著擁有14億人口的東方文明古國,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接續奮斗。

看走過的路,一代代共產黨人堅守初心,共同譜寫了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遠眺前行的路,新時代共產黨人不忘初心,必將開創民族復興更加光明的前景。

來源:《黨史天地(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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