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中國當代史，無論做宏觀題目還是微觀題目，都應當有一種大局觀，具備貫通性思維、全球視野和整體史的關照。以政治史為主軸無可厚非，但應立體地展現政治進程而不是局限于表面化的敘事。近年來，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真正突破是課題方向的轉變，從專注于高層政治轉而眼光向下，搜集民間史料，關注底層社會，重視個案研究，追求一種整體史敘事，從各個層面把握歷史及其變遷。

關鍵詞：中國當代史;貫通思維;全球視野;整體關照

本文要討論的問題，與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孰重孰輕的爭論無涉。本文想要說的是，無論做宏觀研究還是微觀研究，心中都應當有一個大局觀。做大題目還是小題目是歷史學者個人的選擇，取決于個人興趣、史料掌握及駕馭選題的能力等;研究成果質量的高低也不取決于選題大小，而在于作者的功力，功力不到，小題目也會做成言之無物的東西。我贊同這樣的看法：中國當代史研究要想深入，需要進行大量的微觀研究，包括專題性的、區域性的和個案性的研究。只有大量實證性研究才能展現出歷史本來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并使以往的宏觀結論得到史實的檢驗。當然，微觀研究不是熱衷于細枝末節，微觀選題也不是“等值”的。從細節中發現歷史，更加依賴作者的功力和見識，不只是考據功夫，更需要思辨能力。高水平的微觀研究可以以小見大，前提是清楚所研究的個案在錯綜復雜的整體聯系中的位置。

重視微觀研究不應回避和排斥宏觀思考。這里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歷史有沒有自身的邏輯，還是說它只是一大堆雜亂無章的偶然性的集合體?我們當然要遠離已經被泛化了的“歷史必然論”，但是不能否定歷史有它自身的演進邏輯，是有軌跡可尋的。所謂軌跡就是事件與事件之間的聯系，恩格斯說：“一個運動是另一個運動的原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21頁。)。一步踏出去了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你要踏出第二步。當然這種聯系不是線性的，而是多變量的。另一個問題是，是否要等到所有細節都搞清楚了才能做大歷史的思考?細節的考證是不可能窮盡的，宏觀史的總結總得有人來做，大變革時期更需要歷史的借鑒。一個人的時間和能力有限，宏觀史的寫作絕非一人之功能成。事實上，任何一部整體史著作都是建立在借鑒眾人研究成果之上的。

關于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大局關照，這里提出四個問題來與大家討論：一是貫通性思維問題;二是全球視野問題;三是政治史深化問題;四是整體史關照問題。

一、當代史研究應有貫通思維

所謂貫通，就是把當代史問題置于整個20世紀的大背景下來考察。我們做當代史研究的有一個缺陷，就是與近代史、革命史研究銜接不夠。其實，離開了近代中國這個大背景，許多當代史問題不容易講透。不過，近年來許多研究者，主要是從事革命史和民國史研究的學者，開始打破1949年的鴻溝，從延續和轉型的視角觀察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

長時段觀察歷史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影響歷史進程的深層結構，只有放在長時段里才能看清楚。一位日本學者說，整個20世紀“始終有一個連綿不斷、貫穿中國政治空間的深層底流”(〔日〕西村成雄：《歷史連續性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空間》，《二十一世紀》(香港)1998年12月號。)。我理解，這個“深層底流”就是國家的現代化轉型。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代中國問題仍然是近代中國問題，甚至解決現實問題的思路也可以從20世紀前期的歷史中找到淵源。舉例來說，我們一般認為，中國走上計劃經濟和發展國有企業的道路，是基于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對蘇聯模式的仿效。但國內外不少歷史學者強調，中國采用計劃經濟制度不是始于1953年，也不是1949年，而是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民國政府資源委員會時期。其思想源頭可以追溯到孫中山，尤其是他的《實業計劃》。民國時期留下的產業、制度和思想遺產對1949年以后有重要影響，呈現出明顯的路徑依賴性。在30年代至40年代，無論是國共兩黨還是中間黨派乃至知識界，普遍相信實行計劃經濟和發展國營事業能夠幫助中國迅速強大，同時避免西方原始資本主義的痛苦。(參見程麟蓀：《中國計劃經濟的起源與資源委員會》，《二十一世紀》(香港)網絡版2007年8月號;黃嶺峻：《30—4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計劃經濟”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中國成立后學習蘇聯，搞計劃經濟，發展國有大工業，才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往往忽略了國共兩種“計劃經濟”的實質性差異。但它對于拓展我們的視野是有幫助的，能夠啟發我們從更廣背景、更深層次理解中國的發展問題，使我們注意到跨越1949年界碑的歷史連續性，注意到一些貫穿始終的問題并不因政權變更而改變。在思考當代中國的成就與問題時，首先應當了解它從哪里來，是在一個怎樣的基點上起步的，不能拿一個抽象的尺度來衡量。

20世紀的連續性，尤其表現在革命問題上。“革命”肯定是理解20世紀中國的關鍵詞，王奇生用“高山滾石”來形容中國革命，認為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革命再到共產黨革命，三階段革命是一個銜接遞進和不斷激進的過程(王奇生：《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其實，中國革命并沒有止步于此。在毛澤東看來，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不是革命的終結而是革命的新起點，萬里長征只走完了第一步。事實上，“不斷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續主題。有學者將中國的20世紀界定為從1911年起至1976年為止，把“文化大革命”作為“漫長的革命”時代的最后一幕。這不無道理，中國真正告別革命之日應該是改革開放啟動之時。盡管1949年前后的“革命”不能等量齊觀，但革命的傳統對1949年以后中國的影響極為深刻和持久，卻是有目共睹的。從制度沿革來說，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各項制度，并非一切都是草創，許多制度是戰爭時期形成并延續下來的，從黨政關系、黨軍關系到單位制度、人事檔案制度等等，都可以在歷史中找到源頭，新中國成立后只不過是把過去革命隊伍中實行的制度擴展到整個國家和社會之中而已。當然也有學習蘇聯的，主要是計劃和工業管理部門的設立。還有一些制度，如統購統銷制度、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等，我看不一定是預先設計的，而是因應時勢的現實選擇，并在實踐中逐步得到強化。相較于正式制度，非正式的制度即革命傳統的影響或許更加深遠，包括道德信念、戰爭經驗、思維方式、工作作風等，例如“延安精神”肯定是維持新中國成立后廉潔政治和良好黨群關系的重要因素。但成功經驗也會發生時空錯置，以革命的方式解決革命后的問題，難免事與愿違。例如，從“大躍進”運動中可以看到過去指揮大兵團作戰經驗的誤用。1958年人們對共產主義的暢想有多種思想來源，對毛澤東影響最大的，恐怕還是他的戰時生活經驗和軍事共產主義情結。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生態和一系列政策都帶有革命戰爭年代的經驗胎記。不了解中國革命，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當代史。

所謂貫通，另一個時間節點是1978年。如何看待改革前與改革以來兩個“三十年”之間的關系，曾經成為一段時間內的熱點話題。作為歷史研究者，不能停留在“誰否定誰”的是非判斷上，而應多維度地分析它們之間的聯系。歷史本來就不可能人為地割裂，后期的走向都要受到前期遺產的影響，關鍵是要分析這種影響的性質。我以為可以從兩方面來觀察：一方面，改革發生在后三十年，改革的種子卻孕育在前三十年。沒有前三十年的實踐不可能有后三十年的改革，這種實踐包括從失敗中得到的教訓。如果前期發展得很順暢，哪來的改革?一般人都認同這個看法，即沒有“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有改革開放。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前期積累起來的工業基礎和人力資源成為后期發展的重要條件。另一方面，改革又有很強的路徑依賴。起始條件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中國改革路徑的選擇和發展模式的特征。這些條件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更多的可能是一體兩面——既是“中國奇跡”的推力，又是當下“中國問題”的遠因。

例如政府的作用。過去，超強的政府執行力被用在了政治運動之上;但當政治路線出現轉變，它又成為中國改革賴以推進的重要政治資源，盡管政府本身也是被改革的對象。外界一般都認為中國模式是不可復制的。所謂不可復制，不是指市場化、民營化、全球化等經驗，而是指中國的“強政府”和“大國企”模式。然而，一個掌握著巨大資源的強有力的政府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近30多年中國的發展奇跡，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是一個推手，這是一個事實，雖然一些人士不愿承認。另一方面，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伸得太長，公權力過度介入市場，其結果必然是權力尋租現象泛濫，腐敗盛行。貧富懸殊、生態惡化等問題的出現，也與此密切相關。對于政府過多支配資源和干預市場的發展模式來說，越到后來，其負面作用便越加顯露。直到今天，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問題。依靠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和做大做強國企這樣一種模式是否有效率，能否持續，是當前爭論最為激烈的問題之一。

又如土地公有制。這也是20世紀50年代社會變革的成果。土地公有制無疑是中國特有的增長模式的重要基礎。有學者認為中國高增長的秘訣是低人權優勢，我以為用低要素成本優勢更準確些，包括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的低成本。中國之所以能夠大量地招商引資，進行規?？涨暗幕A設施投資，與土地公有制密切相關。若與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做比較，這一點會看得更加清楚。地方政府通過城市國有土地入市和征用農村集體土地轉手入市，獲取了數額巨大的財政收入。土地財政支撐了近20年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擴張，但政府壟斷土地批租市場也帶來權力尋租、房地產暴利、強拆大建等諸種弊病，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這當然是另一個問題。

再如結構性因素。國內外不少學者指出，中國漸進式經濟改革之所以能夠取得突破而蘇聯東歐卻不能，部分原因可以歸結為中國與蘇東不同的結構性因素。中國農民處于國家保障體系之外，這使得這個龐大的群體沒有如蘇聯那樣成為改革的阻力，反而成了改革的一種巨大的推動力量。農村改革的成功及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無疑是推動市場化改革越過臨界點的重要因素，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潮釋放出了巨大的人口紅利。毛澤東時代存在比蘇聯或任何東歐國家大得多的地方分權，并存在相當規模的非國有經濟，客觀上存在兩種經濟體制——一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一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這有利于國有和非國有部門之間的競爭，也增強了地方政府發展地區經濟和改革試驗的動力，進而發展出一種被稱為“縣際競爭”的制度，當然，對于這種制度，學術界褒貶不一。中國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包括大量的社隊企業，它們在計劃邊緣尋求生存空間，更容易向市場經濟過渡。

上面舉的這幾個例子說明了一個問題：只有把前后兩個“三十年”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許多問題才能看得更清楚。改革不是革命，不可以推倒重來;即使是革命，也絕不是一切從頭開始，在一張白紙上畫圖畫。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頁。)這個歷史觀不會過時。

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當代史

在一次關于我的“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一書的座談會上，牛大勇提出一個意見：“對幾次轉型的外部因素、國際環境要給予一定的注意。”我是很認同這個意見的。把中國當代史置于全球背景下來考察，這是當代史研究者應當有的大視野。極而言之，離開了對中國所處國際背景的認知，不可能得出一個中國當代史的完整圖像。

所謂國際背景，有兩大因素最需要注意：一是冷戰，一是全球化。新中國成立伊始，就處于東西方冷戰對峙的國際格局之中。這種戰后格局不僅制約了中國的外交政策選擇，而且對中國國內政治走向有著重要影響。后來的幾次重大政治轉軌都可以看到國際因素的影子。1953年之所以走上仿效蘇聯的道路，雖然不能歸結為受到來自蘇聯的壓力，但不可否認，東西方冷戰格局和被封鎖禁運的國際環境限定了中國選擇的余地。因朝鮮戰爭而強化的安全考慮和蘇聯工業化援助的到來，是促使決策者推行“一化三改造”整體部署的重要因素。1956年至1959年中國政治多次戲劇性的轉向中，更可以看到國際因素，主要是蘇聯東歐局勢演變的直接影響。1956年2月蘇共召開的二十大，引發毛澤東等領導人“以蘇為鑒”、走中國自己道路的思考和探索。然而，這種探索很快被一場來自外部的危機打斷了，這就是發生在波蘭和匈牙利的動亂，1957年從整風到反右轉變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波匈事件給中共領導人造成的陰影。另一方面，蘇聯問題的暴露和蘇聯領導人相對弱勢也強化了毛澤東的趕超意識，演繹出一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國走上所謂“繼續革命”的不歸路，與冷戰背景下的中蘇分裂不無關系。中蘇從同盟走向分裂，原因十分復雜，其中意識形態的分歧絕不可輕視。在當時，反修斗爭成為國內政治的最高使命，在一種同仇敵愾、激進亢奮的政治氛圍下，從國際反修到國內防修完全是符合邏輯的延伸，而對外封閉的國度則是激進思潮和個人崇拜生長最適宜的土壤。

考察中國的發展不能不引入國際因素。自50年代起，中國因西方封鎖禁運而被長期排斥于世界主體市場之外。60年代以后，由于中蘇交惡，向蘇聯單向開放獲取資金和技術援助的渠道也中斷了，中國的工業化與戰后新技術革命和世界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歷史機遇失之交臂。中國的工業化積累方式，即依靠國家強大的動員力量，實行強制性國民儲蓄，所謂“勒緊褲帶搞建設”，不能說與這種封閉環境沒有關系?？陀^地講，中國的封閉是外力強加的，但也不能說我們一點機會都沒有。分時段來看，新中國成立之初選擇的余地的確有限。近年來有學者批評說，抗美援朝導致了中美兩國長時期的對抗。這個說法值得商榷。即使沒有朝鮮戰爭，美國政府也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改變對中國新政權的敵視，新中國更不可能從美國獲得所需要的援助。事實上，中蘇結盟使中國獲得了兩個方面的好處：一個是安全方面的，一個是經濟援助方面的。然而，5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的內外政策日趨激進，特別是60年代既反美帝又反蘇修的政策，“兩個拳頭打人”，背離了外交常規。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極對立的意識形態，使中國越來越傾向于自我封閉，堅持認為戰后世界仍然處于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對外政策目標不只服從國家利益，而且包含支持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國內長期處于一種備戰甚至臨戰狀態，造成國力耗散(參見徐金洲：《1969年開始的全軍臨戰狀態何時結束——兼論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與臨戰狀態的關系》，《當代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1期。)。當然，我們不能做事后諸葛亮，當時的安全壓力是客觀存在的，關鍵在于傾多大國力投入備戰。直到70年代初，才開始謀求改善這種安全困局，從50年代聯蘇抗美的“一邊倒”到70年代聯美抗蘇的“一條線”，對外戰略發生了大轉彎。這首先是形勢使然，倒退回50年代，美國總統跑到中國來尋求和解的情況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也取決于決策者的戰略決斷，在安全挑戰面前，意識形態不得不做出讓步。這次對外戰略調整帶來了一個額外的成果，就是為中國此后的對外開放開辟了通道。公道地說，沒有1972年毛澤東、周恩來啟動的中美解凍進程，就不可能有1978年的開放條件。1978年，又在兩個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締約，一是中美建交聯合公報發表。至此，對外開放的政治平臺完全形成了，中國打通了進入世界主體市場的通道。

人們或許沒有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啟動改革開放與調整國際戰略，這兩件事在時間上不是同步的。1978年謀劃對外開放時，非但沒有立即放棄反而利用了毛澤東的“一條線”戰略構想，甚至把中美關系推進到準聯盟的水平。當時，從遏制蘇聯擴張的共同戰略利益出發，西歐國家也都希望中國成為世界穩定的力量，不僅不害怕而且樂見中國強大，愿意支持中國的現代化努力。同時，在經濟上，工業化國家出現了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的趨勢，過剩資本急于找出路，迫切地想和我們做生意。(房維中編：《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1977—1989)》第1分冊，內部資料，2004年，第126、124頁。)正是美蘇戰略對峙和經濟全球化這兩大國際因素，使中國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以開放促發展的機遇。鄧小平很清楚，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都只能從歐美日等國引進，對外開放主要是對這些國家開放。這種考慮也制約著改善中蘇關系的節奏，即在不損害中美關系大局的前提下逐步推動中蘇關系的正?；?。只有到了80年代中期，對外戰略調整才逐漸成形。首先是對世界大勢做出新的判斷，提出相當長時期內大戰打不起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正是在這個基本戰略判斷下，進行了百萬大裁軍，以集中國力發展經濟。這次調整的重點是推動中蘇關系正?；?，消除了安全上的主要威脅;同時對外政策淡化意識形態紛爭，打破了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的僵局;推行不結盟政策和全方位外交，積極參與聯合國事務和國際經濟組織，為中國贏得了更大的外交空間。80年代的外交布局是整個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外政策的中心目標轉到為國內現代化建設爭取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詞叫“戰略機遇期”，那么什么是戰略機遇期?戰略機遇期只有機遇沒有挑戰嗎?我們看到自8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外部環境好幾次都是轉“危”為“機”的。戰略機遇不會白白送到你手里，還得看戰略謀劃。這方面的歷史是很值得發掘的，有直接的現實意義。

外部因素的引入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如果說50年代初東西方冷戰格局下的封閉環境是中國加速選擇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根源之一，那么70年代末以后的開放環境，則成為推動中國一步一步趨向市場化的重要因素。1978年大批官員和專家出國考察看到的景象和帶回來的信息，對領導層的思想沖擊是很大的，這是推動中國改革的原始動力之一。隨后的對外開放在引進外資的同時，也引進了市場規則和制度;國際競爭的引入，倒逼國內企業轉型;開放還提供了搞市場經濟的思想資源和客觀參照，引發出關于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新想法。全球化是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之一，有學者認為，中國最近30多年的經濟奇跡，就是因為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利用了成熟的現代技術和自由貿易的世界市場。換句話說，趕上了一個好時代。這個話有道理，當然并不全面。解釋“中國奇跡”不能只歸之于外部因素，國內因素其實更為重要。全球化不只是機遇，也帶來新的挑戰。中國經濟不是過去的獨立孤島，而是深度融入世界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以往更容易受國際經濟周期和金融危機的沖擊，面對更多的國際摩擦和沖突，以及國際資本的狙擊。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也是過去所沒有的。在一個開放的經濟環境中，離開了對國際背景的分析便難以全面描述中國的發展問題，這對當代史研究者來說也是一個新課題。

當然，開放環境對中國的影響不只限于經濟，而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的、社會的尤其是觀念的演化。1978年之前，中國是一個高度封閉的國度，不止老百姓，絕大多數領導干部也沒有出過國。今天的中國已經高度開放，據統計，2014年中國游客出境游超過1億人次。2015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達52.37萬人，各類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為40.91萬人。從1978年到2015年底，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404.21萬人，學成回國221.86萬人。(《2014年11月中國內地公民當年出境旅游首次突破1億人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旅游局網站，2015年3月11http://www.cnta.gov.cn/xxfb/jdxwnew2/201506/t20150625_462613.shtml;《2015年度我國出國留學人員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2016年3月16日，http://www.moe.edu.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603/t20160316_233837.html。)此外，在國內也能看到越來越多的外國面孔，加上現代網絡技術的急速發展和普及，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已經無法用數字來估量。近30多年中國社會思潮的風云際會，都是在東西方的思想碰撞中產生的，當代西方各種思潮幾乎都在中國的觀念舞臺上呈現過。這推動了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和民智開啟，但價值多元和觀念沖突也不可避免，對執政者構成了新的挑戰，沿用管理封閉社會的思路來管理一個開放的社會，必定是處處不適應。中國30多年來社會思潮和觀念的演變，本身就應當成為當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且是深度認知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一把鑰匙。

三、政治史研究如何深入

歷史敘事以政治史為中心，這是中國歷史學的古老傳統。其實古今中外的傳統史學，都是以政治史為中心的。這也不是沒有一點理由。雖說歷史是人們自己創造的，但影響歷史進程最大的，無疑是執政者及其政治決策。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更是如此，不以政治史為主軸，很難理清當代史的發展脈絡，也很難說清其他任何問題。

然而，即便以政治史為中心，也存在表面化、平面化敘事的問題。對此，我認為至少可以從三方面加以改進。第一，應當重視政治決策的過程。有些作品基本上是把會議、文件和領導人講話串聯成篇，被人戲稱為“會議文獻史”。會議文獻在中國政治中的確處于一個重要地位，有人甚至把中國政治叫作“文件政治”。但我們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文獻編排和文本解讀上，文件的形成過程更加重要。一個重要文件從動議到調研、起草、討論再到通過，是黨內逐步取得共識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鮮活的歷史話題。我讀到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石仲泉、韓鋼等人主編的《中共八大史》，這本書以翔實的檔案材料記述了中共八大會議籌備和文件起草的過程，從中可以看到指導思想的多次調整、重要提法的形成以及人事安排的考慮等，生動地反映了1956年中國政治的發展狀況。另一個例子是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份文件從起草到通過前后歷時兩年多，其間經歷了大小范圍的多次討論和文稿的多次修改，反映出黨內高層對歷史問題的不同認識以及最后達成共識的復雜過程。當然，與文件的形成相比，更重要的則是文件如何貫徹。過去經?？吹竭@樣的表述，某文件或某領導人提出了什么問題，然后就解決了什么問題。這也太過偷懶了。即使是說在認識上解決了問題，也未必準確，因為認識經常是反復的。文件出臺與文件實施不是一回事，一個政策從中央貫徹到基層，經歷太多環節，受到各種因素的約束，包括認識歧見、利益扭曲和客觀情勢的制約等。其中有得到較好落實的，也有時效遠遠超出最初設想的，如統購統銷政策，起初或許只是一個應急措施，不會想到它成為延續幾十年而很難放棄的一項基本制度。但實際效果與政策初衷相背離的情況亦非個別，有些文件甚至一出臺就被束之高閣。例如，中共八大確定的路線很快就被否定了。再如，1980年制定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在隨后的政治生活中受到了重視嗎?關于腐敗問題，1980年陳云提出：“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頁。)話講到頭了，但腐敗趨勢并沒有因此而被遏制。

第二，應當重視各層級的互動。我們過去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高層少數幾個人的思想和活動，尤其熱衷于高層機密，對于黨內各層級的作用很少顧及，省級以下的研究基本闕如。然而，歷史不是幾個人的小合唱，而是無數人參與其中的大合唱。1980年4月，鄧小平在談到“大躍進”時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說話。”(《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6頁。)這話講的是實情。在“大躍進”運動中，從中央到基層各級干部都發揮了他們的主動性，貢獻了他們的“想象力”。特別是幾十萬縣級以上領導干部，地位極為重要。1956年毛澤東說過：“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4頁。)如果有人對當年幾十萬縣級以上領導干部群體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和人際淵源等做一些研究，對于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會有很大幫助。以本人閱讀所見，李若建寫的《理性與良知：“大躍進”時期的縣級官員》一文就是這方面的成果(參見李若建：《理性與良知：“大躍進”時期的縣級官員》，《開放時代》2010年第9期。)。我們看到，即使在毛澤東時代，地方領導人仍然擁有很大的裁量權，特別是省市委第一書記，也算是一言九鼎，“大躍進”中各地在做法和后果上的差異，與第一書記的作為關系極大，如四川與湖南地理環境差不多，都可稱為魚米之鄉，然而三年困難時期四川的非正常死亡遠比湖南嚴重。陳云曾經說過，毛澤東犯錯誤，一些地方負責人起了不好的作用。他雖然沒有談具體事例，但絕不是隨口一說。在許多情況下，毛澤東的想法總會得到地方大員的更多呼應，特別是在出現意見分歧時，毛澤東往往能在他們中間找到支持者。省委書記們也影響著毛澤東，有時甚至走到了毛澤東的前面。(參見蕭冬連：《篳路維艱——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52、107、133頁。)現在我們對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模式知之甚少，但肯定不是你令我行那么簡單。改革開放以后，中央賦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權，區域差別顯得更加突出，中央與地方的互動更加復雜，包括各種利益的博弈，例如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就經歷了一個艱難的談判過程?？傊?，中觀研究在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應該有更大的發揮余地。

中國當代史帶有很大的個人色彩，人們把改革開放前稱為毛澤東時代，改革開放后稱為鄧小平時代，這樣說在特定意義上是可以的。特別是毛澤東時代，在相當程度上是毛澤東左右著政治走向。但歷史不是一個人的獨角戲，事情的發展并不依一個人的意志而行，其結果更不都是決策者想要的。我相信恩格斯說的，歷史是一個合力，各種方向的力量在其中起作用。中國當代史也當如是觀。極而言之，每一個人都參與了對歷史的塑造。如果真的只有一個腦袋，只有一種方向的力量，那就不會有那么多的黨內分歧和斗爭了。承認這一點，絲毫不會減損主要領導人的作用。

第三，應當重視人事背后的制度。我們的當代史研究重視記述重大事件，對一些基本制度的考察則很不夠?？陀^上說，敘事容易上手，新中國成立以后運動一個接一個，為我們提供了方便，制度研究則困難得多。然而，制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制度由人設立，因人事而改變，更會對人事構成局限。1949年以后政治運動不斷，與計劃經濟制度有很大關系。計劃經濟消滅了競爭，必須不斷地進行政治的、思想的動員，以保持民眾的持續熱情，從外部注入經濟社會驅動力(蕭冬連：《篳路維艱——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第208頁。)。一些基本制度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甚至超過任何運動。我們在記述1963年至1965年的歷史時，似乎幾億農民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四清”，其實“四清”只在部分農村進行。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對于多數農村來說也就像一陣風，大風過后農民該怎樣還怎樣，不可能像城市人一樣“停產鬧革命”。道理很簡單，沒有人給農民發工資和口糧，農民還得靠自己解決吃飯問題。真正影響農民每一天生活的是諸如統購派購制、口糧制、工分制等等這樣的基本制度，而橫亙在農村青年面前的一道幾乎不可逾越的屏障，就是那個農村戶口。

對當代中國一系列制度的源流和利弊做一番梳理，能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理解當代中國的發展和問題。例如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就值得認真梳理。戶口調查和登記制度古已有之，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戶口登記也是為了適應一般性社會管理和治安需要。1953年實行統購統銷，技術上需要厘定計劃供應人口，這促成1955年農村戶口與城鎮戶口的分界。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取消自謀職業，城鎮就業由國家統包，同時，重工業優先的工業化模式限制了新職位的創造，于是出現了就業壓力，限制農民進城的政策由此出臺。特別是60年代初，為應對經濟困難，2000萬城鎮職工和人口下放農村，形成了一次大規模的人口倒流，向農民打開城門的可能性更小了。當然，基數巨大又增長迅速的就業人口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不僅是就業，附著在城市戶口上的各種福利保障制度構成了排他性的利益屏障，而這些福利保障制度正是計劃經濟的一部分。由此可見，戶籍制度不過是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塊拼圖。錢穆說，歷史上“任何一項制度，決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項制度間，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前言”第4頁。)。這個話在這里也適用。不過，人民公社取消30多年了，計劃經濟也已成過去，戶籍制度的改革卻還任重道遠，2億多農民工仍然不能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市民待遇，這無論如何都做不出合理的解釋，只能說是受阻于利益屏障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性歧視。政治制度方面，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說，過去發生各種錯誤，固然與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鄧小平列舉了黨和國家制度中的主要弊端，包括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等。遺憾的是，人們至今都沒有對這些制度做過深入的研究。

四、關于“整體歷史”的關照

近年來，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真正突破，是課題方向的轉變，從專注于高層政治轉而眼光向下，搜集民間史料，關注底層社會，重視個案研究。據了解，已經形成了相當規模的研究者隊伍和數量可觀的研究成果。(參見《國史研究何去何從——楊奎松、韓鋼、王海光三教授漫談中國當代史研究的走向、趨勢》，《北京青年報》2014年2月21日。)這為當代史研究開辟了一個新局面，形成了新的知識增長點。依我的理解，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促成了這個轉變。一個因素是資料的獲取。歷史研究者只能跟著史料走，高層檔案難以獲得，近年來地方檔案館則相對開放，是一個好的研究入口，散落在民間的史料更是不可勝數。據我所知，不少課題團隊搜集了海量資料并已經有成果整理出版，許多課題研究的突破都是在搜集和利用地方檔案、民間史料的基礎上取得的。除了專業研究者隊伍，民眾收集的史料更加可觀。各個階層都有人在搜集整理民間史料，從事“非專業寫作”，包括個人回憶錄、家族史、村社史、訪談口述史等。有些非專業人士所掌握的細節大大超出專業人員，有的還是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或見證者。當代史是當代人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的一段歷史，人還活著，事沒有終結，誰都有自己的歷史記憶，許多人有表達的欲望，所謂“平民史學”方興未艾。這當中肯定良莠混雜，但總體上說是好事，無論是史料搜集、史實澄清還是歷史解讀，對于深化當代史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

另一個因素是新范式的引入。一種所謂“社會—經濟史”研究范式受到一些學者重視。它認為歷史不只是政治、經濟、軍事，而是包括文化、人口、地理等全部層次;不應只注重表層的重大事件，更應重視潛藏其后的結構變遷;不應只是少數歷史人物的活動史，更應重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甚至把它放到歷史研究的主體位置。如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就是以常態的中國農民生活為研究對象，鄉土社會的普通農民真正成了研究的主體。“社會—經濟史”研究看似碎片化，但追求的是一種“整體的歷史”，是一種宏觀把握社會變遷的方法。馬克思說過：“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0頁。)馬克思本人寫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就可以被看作一部整體史的經典之作。他自己比較了三部波拿巴政變史的不同：維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侖》把政變只看作一個人的暴力行為，蒲魯東的《政變》變成了對政變者的歷史辯護，而他本人“則是證明，法國階級斗爭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64頁。)。當代稱得上鴻篇巨制的世界史著作，寫的都是“整體的歷史”。例如美國歷史學家L.S.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將整個世界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的統一整體，除了政治、軍事、經濟外，涉及文化、教育、宗教、科學技術、人口、移民、種族關系、道德風尚、思想意識等各個方面。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年代四部曲”發行量達500萬冊，風行全球，也是以“整體的歷史”的眼光展現了整個西方現代性興衰的歷史。我心目中最好的中國當代史作品，也應當是一部“整體的歷史”。我們的視野應當放開，研究的領域應當擴大，除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傳統領域，諸如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習俗、教育、衣食住行、自然災害、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社會心理等都應當納入我們的研究視野。

“從底層看歷史”，不只是肯定社會下層民眾日常生活史的意義，也為觀察大事件提供了新視角?！堕_放時代》雜志2015年第2期發表了一篇文章——《社會經濟史視野下的中國革命》，這是楊奎松、王奇生等參加一個工作坊時的發言記錄，使我們了解到當前高校學者以“社會—經濟史”角度研究中國革命的情況。它給我的啟發，不是所得到的結論，而是視角的轉換。過去考察中國革命大都是“從上往下看”，而“社會—經濟史”角度是“從下往上看”，試圖從長時段、日常生活、地方社會和傳統的角度展現中國革命的復雜性、豐富性和延續性。這種方法也適用于當代史研究。整個毛澤東時代是一部群眾運動史，然而在我們的歷史敘事中幾乎看不到“群眾”，充其量“群眾”只是一個朦朧的布景。舉例說，從土地改革、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到包產到戶，60多年間，中國農村發生了一系列重大制度變革，無不關涉幾億農民的命運。然而，很少有人從農民的角度來研究農村變革，所得出的結論也就缺乏解釋力。如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超乎所有人預期地提早完成，而且沒有遇到什么群體性的阻力，這與蘇聯當年的情況形成對比，有人把這稱之為“中國集體化之謎”。傳統的解釋是，中國創造了一條適合自身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如從互助組、初級社再到高級社逐步過渡的形式，堅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等。然而，這些結論都是寫在文件上的，并沒有經過嚴格的史實驗證。1955年年中，全國參加初級社的農戶還只占農戶總數的14%，高級社只是個別地試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580頁。)。多數農戶加入初級社是在此后半年之內，許多農戶沒有經過初級社的分配年度，甚至沒有入初級社而是一步跨入了高級社，說合作化是從低級到高級的逐步過渡，對多數農戶來說不是事實。當年新華社《內部參考》披露的許多材料說明，各地在動員農民入社時強迫命令、侵犯中農利益的現象是很普遍的，所謂“自愿互利”也很難做到。由此看來，解釋“中國集體化之謎”還有待更多的實證性研究，特別是從農民和農村干部角度來研究。也許在一般人的看法中，農民只是被動的順應和承受者，他們的行為無足輕重，不足以影響歷史進程。事實并非完全如此，集體經濟的運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的行為模式。高王凌寫過一本書，專門調查人民公社時期農民中間存在的各種“貓膩”行為，他發明了一個詞叫“反行為”(參見高王凌：《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的“反行為”調查》，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對于有農村生活經歷的人來說，這并不是什么新鮮事，農民在制度框架下總會有一些自己的應對之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政策意志與農民意愿之間經歷長期“頂牛”，最終政府還是不得不向農民做出讓步。在80年代以后的農村改革乃至整個中國改革中，更可以看到農民作為一個龐大群體的自發選擇所起的作用(參見蕭冬連：《農民的選擇成就了中國改革——從歷史視角看農村改革的全局意義》，《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6期。)。

改革開放史研究更需要一種“從下往上看”的視角，因為中國改革大多是地方先行先試，許多故事發生在下層。“從下往上看”中國改革，可能會得出很不相同的圖景。一般認為中國改革是漸進式的，并不激烈，其實不盡然，有些改革是相當激進的，只是它分散在不同的地域和單位，沒有形成全國性的影響。例如90年代的國企改制就相當激進，我們從文件中看到的只是些抽象的條文或冷冰冰的數字，其實背后有多少故事情節，關涉多少人的命運!最近我看了一部記錄一個三線軍工企業改制的片子，各方利益的博弈驚心動魄，看了后給我的震撼，是讀多少文字記錄都不可能有的。由此我想到，影像的力量是巨大的，當代史研究除了文本以外，應當十分重視以影像資料的形式來記錄和呈現。

當代史的主要特點就是它的當下性，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很難畫出一道清晰的界線，正因為如此，當代史研究也沒有嚴格的學科分界，各學科研究的對象大都重疊，只是觀察視角和方法不同。事實上，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各界學者都在述說中國當代史的“宏大敘事”。王學典感慨地說：歷史學界刻意規避現實最典型的例證莫過于集體缺席關于中國崛起、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的討論了。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甚至文學家等等，在這場討論中悉數登場，唯獨不見歷史學家的身影。(王學典：《還在反思文革史學?該反思改革史學了》)，我倒是認為，讓當代史研究者來討論這樣宏大話題不見得是好事，難免落入空泛的議論之中。但我們不能自我劃定邊界，對于其他學界的討論不予關心。當代史研究應當有跨學科合作和成果互鑒。以我本人的經驗，通過跨學科的廣泛閱讀總會得到啟發甚至意外收獲，當然不是照單全收，應當有自己獨立的判斷。與此相聯系，當代史研究并不拒絕嘗試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這可以為我們深度解讀歷史提供全新的觀察視角。例如“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就是一個有用的工具。不少學者認為，30多年改革帶來的一個有意義的變化，就是全能主義國家的收縮和私人領域、民間社會的生成。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理論也是觀察近30多年中國社會變遷和社會分化的一個很好的視角。我們中間多數人或許不能親自做這類調查研究，但不妨礙我們關注其他學者的研究，借鑒他們的研究成果。當然，當代史研究者還是要堅守歷史學的基本方法，無論是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首先它都是“史”，凡“史”都應依史實說話，以求真為目標，而不是依據某種理論進行演繹，以邏輯自洽為旨歸。有一種現象是應當避免的，就是一味求新，堆砌一大堆自己都不甚了了的范疇和概念，把本來可以簡單說明的問題搞得很復雜，使讀者看得很費力。把心理分析引入人物研究，也是近期的一個趨勢，這對于深入理解歷史是有幫助的。但心理分析也有它的限度，就是永遠不可能得到確切的證明。如果帶著強烈的個人好惡，所謂心理分析就會變成誅心之論。因此，但凡涉及歷史人物動機和心理的推斷，還是收斂一些為好，仍然要以充足的史料為依托。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