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走近40年的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歷史成就，從中國幾千年的大歷史來看，無論如何評估都是不過分的?，F在應該到了對這段歷史進行深入研究的時候了，看看在這段讓世界驚異的歷史中，中國社會到底發生了什么，以及它是如何發生與變遷的。改革開放的歷史，無疑屬于斷代史范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歷史發展階段。這段歷史進程至今仍然在持續，因而它又屬于當代史的范疇。就此而言，對改革開放史的研究，就應當將其置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為止的全史語境中進行考察。問題在于，改革開放作為一項重大的國家發展戰略，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之下發展起來的，它理當并且原本就是中共黨史學領域必須重點關注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因此，從黨史范式的學術角度來研究改革開放史，就應當具備這種研究范式的學術特征，也就是說，這是黨史學科范疇意義上的改革開放史研究，而不是其他歷史類型的研究。

一、改革開放史研究是一項歷史研究

對改革開放史展開研究，應當把這段近40年的歷史，置于當代中國與世界的廣闊視野下進行分析，這是考察這段歷史之于中國百年來的價值與意義，以及之于中國未來發展的價值與意義的前提。從長時段的歷史視野來看，改革開放史構成了當代中國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說是歷史的“事件”，是將其看成一種對象化的歷史存在。那么，既然是歷史事件，對其展開研究，在學科范疇上，就方法論而言，應當是且只能是一種歷史觀察與歷史分析的研究，而不是其他性質的研究。為什么要特別強調歷史研究呢?這是因為對一件歷史事件的研究，通常存在兩種層面的分析：一個層面是對這個“事件”本身進行理論形態分析，另一層面則是對這個“事件”變遷進行歷史形態分析。兩種層面的研究各具特色，但互有區別。

第一，理論形態分析之于改革開放而言，它側重于對改革開放時期各個構成部分的橫向共時性研究，它要解決的學術問題，是對這個重大事件存在的各種事實或現象作出梳理與總結。在研究內容上，理論形態分析是以改革開放這個已成為事實存在的事件作為對象，重在解釋這個事件各個構成部分的性質、作用、意義及其相互關系。以這樣的內容為出發點，理論形態分析的形式特征，就表現為以論證的方式進行陳述問題，并且試圖通過論證歸納出具有宏觀性和綜合性的結論。這種研究在分析視角上不是歷史性的，不具備歷史學科的思維特征與考察方式，但并不否認其中可能引入相關的歷史內容。

第二，歷史形態分析之于改革開放而言，在思維方式以及方法論上，側重于對改革開放發展過程進行歷時性的研究，它要解決的學術問題，不是對這個重大事件作橫向的共時性分析，而是對其進行歷史發展變遷過程的追溯與揭示，以期獲得對這個重大事件發展變遷何從何來的認知。

首先，對改革開放史歷史過程的追溯與揭示，應當把改革開放這個歷史“事件”看成既是一種總體性的歷史形式，也看成是一種分類性的歷史形式?？傮w性的歷史形式是對改革開放進行綜合性的歷史研究，在歷史宏觀層面把握改革開放的整體性發展與變化，總結帶有中國特色的發展特征。分類性的歷史形式則是對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各個具體類型進行分類研究，諸如政治及其政治思想史、經濟及其經濟思想史、文化及其文化思想史、社會及其社會思想史、外交及其外交思想史等。其中的每一種類型都包含著種種相關要素，如政治，就包含政治制度、政治組織、政治權力、政治機構、政治文化、政治話語等。分類性的歷史形式是總體性歷史形式的存在環節，沒有這種或這些環節的存在，也就沒有總體性的改革開放史的存在。因此，分類性的歷史形式研究，是總體性改革開放史研究的基礎。

其次，應當把改革開放史置于年代學之中進行研究。年代學研究是歷史研究的最大特征，是否具有年代學研究的特征，是判斷這種研究是否具備歷史屬性的標識。相對而言，改革開放是在一個中長時段的年代內發生的歷史事件，因而在相應的年代內必定具有這個年代的特征，改革開放史研究應當找出這個年代的特殊性，并且與改革開放構成互為說明的關系。只有揭示這個年代的特殊性，才能夠據此說明改革開放之所以發生及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改革開放史可以被看成是改變中國社會的巨大工程，它的構建過程包括了極其豐富的發展環節，其中特殊的時間段、關鍵的轉折點、重點的突破口等要素，都應該并且構成這個年代的歷史形式。仔細分析這些歷史形式的變遷過程，是呈現改革開放在年代學意義上為何會形成如此這般的歷史樣態的前提。

最后，黨史意義上的改革開放的歷史表達，應當是建立在可靠的黨史史料基礎上的歷史敘事。敘事是歷史表述的語言形式，而史料則是構成歷史屬性的基礎。改革開放史的編撰方式，在歷史表述方式上，并不是一種純粹的理論論證，而應當是具有敘事特征的表述。盡管任何一種表述都顯示出建構性的特征，但是唯有歷史文本的表述必須建立在史料基礎之上。因此，改革開放史的歷史文本的形成，就應當是一種從史料出發的表述建構的結果。強調這一點，正是將改革開放史作為歷史形式區別于其他研究形式的特征所在。

域外的某些歷史認知見識是可以借鑒的，它有助于厘清研究過程中存在的誤區。美國科學哲學家內格爾在《科學的結構》中強調，一般的人文社會科學對所分析的對象，都是采用“理論說明”的方式進行研究的，歷史學科則是采用“歷史說明”的方式進行研究的，而任何“歷史說明”都不可能以全稱陳述的形式出現，只能以單稱陳述的形式出現，因為“歷史學家往往難以陳述他們所研究的事件發生的充分條件”(〔美〕歐內斯特•內格爾著，徐向東譯：《科學的結構》，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第631頁。)。因此，對于改革開放史的研究，必須轉換為黨史范疇的“歷史說明”，因為改革開放史從終極意義上說，不可能獲得所有的充分條件，但黨史意義上的“歷史說明”則是它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當把改革開放史看成是一種歷史形式時，它所研究的是黨史領域中各種具體改革開放的社會事件、政治活動、社會運動、人物活動等歷史進程，而不是普遍化、全稱化的改革開放史。全稱化的改革開放史只是一種“理論說明”的結果，而不是黨史范疇“歷史說明”在歷史形式上的邏輯任務。

二、國史與黨史的區分與統一

改革開放史既然是一種歷史形式，那么，它就既可以在國史范疇中被研究，也可以在黨史范疇中被研究。但是，國史畢竟不是黨史，黨史當然也不是國史，國史不應當取代黨史，黨史也不應當取代國史。將國史與黨史混為一談，既無助于國史研究的深化，也無助于黨史研究的深化。從黨史角度研究改革開放史，就應當具備黨史研究范式的基本要求。

第一，黨史范式中的改革開放史研究，在學科研究對象上，有必要區分與國史研究的差異。改革開放史當然是國史領域的重要構成部分，若沒有從國史的角度研究改革開放史，改革開放史也就不全面甚至不可能。但是，從國史的角度研究改革開放史，側重點顯然應當是也只能是國家或政府層面的研究，它關注的是政府行為與改革開放之間的關系，關注的是政府政策與改革開放之間的關系，關注的是政府主導的社會事業與改革開放之間的關系，等等。很顯然，國史中的改革開放史研究，其主體的出場是國家或政府及其歷史行為，盡管這種行為蘊含了執政黨的政治意志和政治目標，但行為主體不是執政黨的行為在發生作用。這是國史不同于黨史的關鍵點。

第二，黨史范式中的改革開放史研究，應當且只能是中共作為執政黨行為的歷史，盡管其中蘊含著執政黨通過國家或政府而體現的政治意志和政治目標，但作為歷史行為者，卻只能是中共這個執政黨的行為。黨史意義上的改革開放史研究，是分析中共作為執政黨的行為如何與改革開放過程發生關聯。這種關聯性主要表現在中共作為執政黨在改革開放方針政策的出臺、改革方案的制定、改革理論的提出、政治方向的主導、國情性質的分析、制度改革的推進、發展模式的探索、社會思潮的引領等方面所起的領導作用。黨史研究應當研究這種領導作用是如何形成、如何執行、如何推進、如何變化等過程。黨史范疇中的改革開放史研究，還必須關注中共作為執政黨的政黨行為的歷史性質、歷史特征、歷史形式等問題。

第三，黨史范式中的改革開放史研究，應當正確處理黨史與國史的內在統一性關系。改革開放史雖然可以成為黨史和國史的共同研究對象，但其中存在的歷史主體有別。國史意義上的改革開放史研究，是以國家或政府作為歷史主體出現的，是以這種主體為出發點的歷史敘事;而黨史意義上的改革開放史研究，則是以中共執政黨作為歷史主體出現的，是以這種主體為出發點的歷史敘事。問題在于，雖然歷史存在主體的出發點不同，但改革開放史的許多歷史內容又是重疊的，這就構成了一種國史中有黨史、黨史中也有國史的統一性歷史形式。黨史研究特別要關注這種統一性歷史形式，在研究以中共執政黨為主體的改革開放史過程中，同時考察中共改革開放的思想與意志是如何轉化為國家或政府行為，反之也應當將國史中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融入到中共的改革開放目標和任務的實現過程中，從而顯示改革開放史中的黨史與國史的互動。

研究范式是構成學科特征的基本條件，按照庫恩的范式理論，范式是真假科學的區分標識，而“是否存在一個能對常態科學傳統提供支持的范式，就是把科學與非科學區分開的一個特征”(〔英〕查爾默斯著，魯旭東譯：《科學是什么》，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34頁。)。每一個學科都有體現這個學科的研究范式，有沒有符合該學科研究規則的范式，構成了這個學科是否具有科學性的基礎。黨史研究如果要成為一門具有科學性的研究學科，它就應當具有與其他學科相區別的研究范式。但這并不是說其他學科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研究思維，不能為黨史研究提供參照價值。國史與黨史在大的學科范疇中都屬于歷史學門類，但畢竟國史與黨史所承載的歷史主體是有區別的。因此，它們的研究范式同樣是有區別的。只有嚴格地把握黨史研究的范式原則，才能在科學意義上推進黨史研究的發展。

三、思想史與實踐史的互動

改革開放史首先是一個社會的政治實踐、經濟實踐和文化實踐的發展史，但是，這種實踐發展史又體現了中共執政的社會價值理念。這種社會價值理念，一方面體現在改革開放的實踐方式上，另一方面也體現在改革開放的思想理論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共改革開放思想的先行，推動了國家各行各業改革開放的發展，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實踐問題，最終也必須在思想理論上得到有效的分析和總結。因此，就黨史范式的研究而言，既應當研究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史，也應當研究改革開放的理論思想史。

第一，展開改革開放理論思想史研究，首先必須研究中共有關改革開放的一系列思想理論，既要研究中共中央出臺的改革開放各種決議精神，也要研究鄧小平理論以及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不同時期有關改革開放的論述。研究這個層面的思想發展過程，目的在于分析改革開放大政方針是如何確定的，改革開放的政治方向是什么，改革開放制度設計的理論是如何形成的，不同時期提出了什么樣的改革開放指導原則，等等。這個層面的研究，必須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高度來認識，充分評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在推動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指導性意義。

第二，展開改革開放思想史研究，不應當僅僅停留于大政方針的理論思想意義上，盡管這是主導性、方向性、決定性的思想理論，但這并不能反映改革開放思想史的完整歷史本相。在改革開放思想史領域，學術理論界對改革開放諸問題的思想闡釋，同樣構成了改革開放思想史的有機部分。伴隨著改革開放歷程向縱深發展，經驗性的認知已無法滿足社會對改革開放方向的把握，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不斷地獻言獻策，提出了諸多可供改革開放持續發展所借鑒的思想理論，這對于改革開放進行較為成熟的謀劃具有積極的參考價值。因此，黨史研究對這些思想理論作必要的梳理，把握其中的理路和脈絡，有助于理解改革開放史的實踐由來與發展軌跡。顯然，改革開放思想史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這些思想理論為改革開放的發展提供了哪些有價值的思想資源，考察這些思想在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方面有何建樹，從中看出改革開放實踐歷程在思想理論方面的反應與變化。

第三，展開改革開放思想史研究，不應忽略改革開放時期出現的各種思想理論的交鋒。在改革開放歷程的不同時段，因改革開放實踐是一個探索的事業，計劃的正確與失誤、方案的成功與失敗、成果的普惠與不均等現實問題，不可避免地左右著社會視聽，由此而產生的思想騷動，同樣不可避免地會反映到思想理論界，這樣就出現了如何對待改革開放的不同思想爭論的問題。對這些思想爭論進行思想史分析，可以折射出改革開放史的曲折變化。同時，正因為改革開放推動了中國社會環境的寬松與和諧，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的思潮交鋒也相伴而來，改革開放思想史有必要對種種社會思潮的沖撞與交鋒進行深入研究，尤其是要分析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西方各種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理論爭論，特別是對源自于西方的各種政治經濟理論是如何與改革開放歷史過程發生關聯進行梳理，分析其中的一些影響較大的理論思潮以及在理論界所引起的爭論，如西方普世價值的爭論、憲政理論的爭論、人權理論的爭論、物權法理論的爭論、“經濟人”假說與科斯產權等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爭論、文化“反本質主義”理論的爭論、“歷史虛無主義”理論的爭論等。展開這方面的思想史研究，有利于厘清改革開放歷程的復雜特征和各種問題存在的緣由。

改革開放思想史是改革開放實踐進程的一面歷史鏡子，中共執政的社會價值理念也通過這面歷史鏡子得到反映。因此，缺少改革開放思想史這面鏡子，也就不能完整地體現中共作為執政黨在改革開放實踐史上的歷史地位。

四、改革開放史研究的探索領域

改革開放史將可能成為黨史研究領域今后拓展的最有價值的研究空間，這源自于改革開放是中國千百年來不曾出現過且對中國現代社會結構產生革命性影響的重大歷史事件，它的歷史過程及其結果，將來無論對之作何等正面高度的評價恐怕都不為過。盡管這個過程直至今日仍然在延續，并且具有繼續推動時代變革的趨勢，但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理當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中共黨史研究對此更是責無旁貸。

黨史意義上的改革開放史研究，不應當僅僅停留于回顧式的歷史描述層面，而應當將這項研究納入整體學科范疇內進行研究，應當將仍在延續的歷史視作一種歷史時段，并且轉化為可供研究的歷史對象。既然如此，以下這些問題恐怕不能簡單加以回避，反而可以構成持續研究的空間。

第一，一旦將改革開放史作為一種既有歷史連續性又有別于其他歷史時段的研究對象，那么就應當形成一套相應的研究理論與方法。這種理論與方法既有中共歷史學研究的普遍性，也有改革開放史本身的特殊性，尤其應當關注改革開放史本身的歷史獨特性，從中理清問題分析的基礎和條件，規范史料解釋的前提，明確歷史闡釋的起點與過程，構建話語體系的規則，合理安排理論分析與史實敘事的關系，研究方法的借鑒與創新，等等。諸如此類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學術問題。

第二，實踐史研究對揭示改革開放史演變的內在邏輯具有歷史解釋性功能。改革開放畢竟是一項重大的社會性實踐，它關涉全體中國人民以及黨和國家的歷史命運，也關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未來道路。對于這項社會性實踐進行歷史觀察，顯然需要綜合性的視野。但是，即便如此，歷史研究總是具體的，它必須對歷史過程中發生的細節進行厘清，具體的實踐史就成為改革開放史的研究出發點，舉凡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民生、外交、邊疆、海洋、臺海等實踐性對象，都可以構成改革開放史中的一種具體實踐形式。實際上，改革開放不僅是中國的實踐，也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實踐，因為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發展，對全球經濟與國際格局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應當關注改革開放的世界市場和世界貿易的發展史，這個領域同樣是改革開放的實踐史之一?？傊?，只有通過對改革開放的種種具體歷史實踐形式的研究，其總體實踐過程及其整體歷史面貌才能夠被呈現出來。

第三，從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改革開放作為當代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它并不是以一種單一的歷史結構而存在，將其僅僅看成只是一種實踐史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改革開放史研究理當放寬視野，將問題意識的觸角伸入超越實踐層面的領域，這顯然是打開改革開放史研究視界的方法。超越實踐層面的研究，就不能不介入社會文化的歷史空間，這個領域原本就是改革開放史研究的疆域。社會文化涉及的歷史面相甚為繁復與多重，如改革開放的政治經驗史，其中涉及政治結構、組織機構、制度設計、行政運作等的重組與變革歷程研究;改革開放的經濟運行的模式史，其中涉及經濟政策、分配機制、金融制度等的設計與調適歷程研究;改革開放的民眾反應史，其中涉及思想狀態、倫理評價、民間輿論、生存心態等內容的出現與變化歷程研究;改革開放的理論命題反思史，其中涉及根據不同時期和情況提出的理論命題的實用性與適用性變化研究;改革開放的社會觀念史，其中涉及現代化觀念、思想解放觀念、初級階段觀念、核心價值觀念、市場經濟觀念、傳統國學觀念等方面的演變研究;改革開放的日常生活史，其中涉及消費模式、收入期待、幸福指數、媒體功能等內容的形成與特征研究。盡管問題如此繁復，但還只是一些可供研究的有限性問題，因為在這些領域還存在著更為細微的文化性問題有待開發。

總之，改革開放史可供持續研究和拓展探索的領域是巨大的。面對已有的研究成果，學界有必要對其進行包括國內與國外的學術史總結，以顯示改革開放的認識史、評價史的基本水平，以資后續學術研究質量的提升。在這樣的學術積累基礎上，黨史國史學界應當建立起改革開放史研究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將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就、發展故事和歷史面貌呈現于國際社會，讓中國的巨變和民族的復興發出現實的有力聲音。

(郭若平:中共福建省委黨校教授,摘自《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