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再次重申全黨同志要牢固樹立大局意識，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這既是深刻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必然結論，也是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現實要求。服從好、維護好這個核心，是當前和今后最大的“大局意識。”

中國共產黨95年多的歷史就是一部講大局、顧大局的團結歷史。大局意識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勢和傳家寶。在黨的歷史上，但凡大局意識強的時候，全黨上下就高度團結，黨中央就有權威，黨的事業就順利向前發展。大局意識讓中國共產黨人心往一處想、智往一處謀、勁往一處使，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形成強大的合力，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識大體，顧全局”“舍小我，顧大局”

大局意識是中國共產黨話語體系中的高頻詞。早在黨創立之初就高度重視大局意識，明確指出了黨的“先鋒隊”“指導者”地位：“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都非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與指導者不可。”黨的二大通過的第一部黨章對全黨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規定和要求，如“區或地方執行委員會及各組均須執行及宣傳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中央執行委員會未發表意見時，區或地方執行委員會，均不得單獨發表意見”等。這里的“不得自定政策”“不得單獨發表意見”等表述，可以理解為是大局意識的體現。1923年8月，劉少奇在《對俱樂部過去的批評和將來的計劃》一文中寫道：“又俱樂部的議決案，總是顧及大局，顧全萬余工友的，或者有少數工友有不得利益的地方，也應為大局的關系而服從。”這是“大局”一詞首次在黨的文件中出現。

大革命失敗后，由于黨的“左”傾錯誤，造成黨內一度組織渙散，有的黨員干部大局意識不強，個別甚至走上了公開分裂黨的道路。1931年，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的羅章龍，公然違抗中央，非法成立“中央非常委會”“第二省委”等組織，被開除出黨。歷史的教訓表明，黨員干部特別是中央主要領導干部如果缺乏大局意識，就會給黨的事業帶來嚴重困難，甚至危及黨的生命。在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當時黨中央的負責人沒有從全局出發，固守錯誤路線方針政策，最終導致反“圍剿”斗爭失敗，黨及其領導的紅軍被迫實行艱苦卓絕的戰略轉移。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及時糾正了“左”傾錯誤路線，同時“號召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對大局意識作出深刻闡述。遵義會議后，大局意識在黨和紅軍內逐漸樹立起來，大家擰成一股繩，不斷取得斗爭的勝利。1936年7月，紅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在賀龍、任弼時等詳細地了解到張國燾南下另立中央的情況后，當即表現出了很強的大局意識，堅定地擁護毛澤東同志領導的黨中央，并與朱德共同努力促成了紅四方面軍最終北上。

與張國燾分裂主義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劉志丹、習仲勛等陜北根據地黨和紅軍廣大黨員干部所表現出的高度自覺地服從中央、維護團結的大局意識。在黨中央到達陜北后，習仲勛從革命大局出發，堅定地服從黨中央安排，在不同的崗位上努力為黨工作，從不計較曾經受過的不公正對待。1943年，毛澤東親筆寫下“黨的利益在第一位”贈給習仲勛，這是對習仲勛崇高大局觀的充分肯定。

抗日戰爭時期，“顧全大局”“識大體，顧全局”“舍小我，顧大局”等表述頻繁地出現在黨的文件中。黨中央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大局意識，就在于當時“左”傾錯誤思想在黨內仍有存在，再加上王明在對待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右傾錯誤，造成部分黨內同志思想的混亂，對革命的大局造成不小的危害。對此，毛澤東提出“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1942年至1945年開展的延安整風運動，形成了學習馬列主義的熱潮，使全體黨員干部“收獲了從來沒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績”，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大局意識得以鞏固和加強。黨的七大將大會方針定為“團結一致，爭取勝利”，體現了黨對大局意識的重視。之后，為克服分散主義，黨中央提出建立報告制度，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定期向中央作報告，表明了中國共產黨開始從制度層面鞏固大局意識。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強調大局意識，并將其形象生動地比喻為“彈鋼琴”：“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并以此告誡全黨同志：“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學會“彈鋼琴”在這次會議上被列為黨委會工作的十二個方法之一。

“我們歷來的原則，就是提倡顧全大局，互助互讓”

1949年3月，毛澤東在西柏坡就高瞻遠矚地預計到，因為革命的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果不其然，在新中國成立后，黨內一些同志就滋生了“只顧小局，不顧大局”的思想。典型的例子是時任河南省委常委、開封市委書記的戴季英，認為自己資格老，職務太低，于是倚老賣老，居功自傲，公開抵抗、詆毀省委，最后發展到寫信給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要求當中央委員和河南省委書記。由于破壞了黨的團結，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

當然，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內政治生活總體上是好的，絕大多數同志仍保持著大局意識的優良傳統。習仲勛就是一位大局意識很強的領導干部，他服從中央安排，留任西北主持全面工作，特別是在他的統戰工作領域，表現出了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在西北剿匪反霸斗爭中，根據當時的局勢和民族地區的復雜性，習仲勛從大局出發，為解決昂拉武裝叛亂反復作出指示：“決不能打，萬萬不可擅自興兵，只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后，才能考慮軍事進剿。”并累計與昂拉部落頭領項謙談判達17次之多，最終成功平息昂拉叛亂，收服項謙，為新中國的和平解放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對于黨內滋長著的派別思想、分散主義、個人主義、小團體習氣和地方主義，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及時采取措施加以糾正、防范。一是通過開展整風整黨運動，提高黨員干部對大局的認識，使黨達到團結一致的目的。二是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提出有利于增強黨員干部大局意識的“六個規定”，團結起全黨“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此外，這一時期黨十分注重在經濟建設領域強調大局意識。“從全局出發”“從全局設想”“樹立全局觀點，克服局部觀點”等表述被廣泛用于中央文件、指示中。如在編制五年建設計劃綱要的指示中，黨中央就旗幟鮮明地指出：“只顧小局，不顧大局的思想必須批判。”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再次強調：“我們歷來的原則，就是提倡顧全大局，互助互讓。”大局意識成為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保證。

改革開放以后，黨中央先后提出了“考慮任何問題都要著眼于長遠，著眼于大局”“議大事、抓大事，胸中要有全局”“始終堅持服從和服務于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等新的大局觀。1995年，《中央宣傳部、國家經貿委關于加強和改進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要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配合重大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出臺，及時進行國內外形勢的宣傳教育，不斷增強職工的全局觀念和大局意識。”這是“大局意識”政治術語在黨的文件中的首次出現。此后，“大局意識”被應用到黨員干部身上，并與黨的意識、政治意識、宗旨意識、執政意識、自律意識、責任意識、服務意識、改革意識、憂患意識等相提并論，成為加強黨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著力點。

“正確認識大局、自覺服從大局、堅決維護大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深刻論及大局意識，并將其提升到新的高度，與政治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一起納入到“四個意識”之中，使之成為增強團結統一、凝聚發展動力的思想保證。首先，從“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到“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擺布，做到正確認識大局、自覺服從大局、堅決維護大局”，再到“善于‘彈鋼琴’，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系”等等，表明了大局意識是貫穿習近平總書記治黨治國治軍的一條主線。其次，針對黨內存在的紀律松弛、弄虛作假、陽奉陰違、結黨營私、拉幫結伙等現象，以及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分散主義，習近平總書記一方面高屋建瓴地主張實行請示報告制度，要求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都要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切實加強組織管理，以此增強黨員干部的大局意識。另一方面則是加強中央巡視工作，加大對黨員干部的監督力度。這對增強大局意識起到了規范引導、控制約束、警戒告誡、懲罰威懾的作用。再次，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繼續強調要求全體黨員干部必須顧全大局，必須增強全局觀念。尤其是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提出了十二個方面的黨內政治生活準則，為大局意識的貫徹落實提供了基本遵循。

作者:祝彥 蔣國棟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