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周恩來為主要負責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根據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為全面加強黨對中國南方國民黨統治區以及部分淪陷區工作領導而在戰時陪都重慶設立的指揮中心。

毛澤東曾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稱贊南方局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績”。

群眾工作是南方局各項工作中成效比較突出的。

正是因為較好地貫徹了群眾路線，南方局才能在艱險惡劣的環境中，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重要貢獻。

胡喬木曾評價：“沒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沒有抗日戰爭時期那么一種局面，團結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戰堅持了下去，還保存了我們黨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沒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沒有后來解放戰爭時期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形成那樣強大的第二條戰線。”

南方局群眾工作的主要任務有二：

一是團結各族各界群眾，推行黨的全面抗戰路線;

二是高舉民主偉大旗幟，推動國內和平民主進程。

在國統區和部分淪陷區復雜的政治環境之下，南方局的群眾工作和抗日根據地或邊區的大規模有組織的群眾運動相較，有自己的特殊性。

毛澤東曾指出：“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后區域不同。在那里，是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

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南方局開展黨的群眾工作，更具有紀律的嚴明性、策略的靈活性、斗爭的堅韌性和方式的隱蔽性。

在實際工作中，南方局“善于使上層工作和下層工作相配合，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開宣傳和秘密宣傳相配合，黨外的聯系和黨內的聯系相配合”，采取了一系列既能保護自己又能深入群眾的工作策略，既站穩了腳跟，完成了任務，又贏得了群眾，擴大了影響。

根據南方局的實際運行情況，可以把其群眾工作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奠基準備階段(1938年9月—1939年1月)，從南方局獲批成立至南方局正式成立，以武漢、桂林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眾運動掀起高潮，為后來南方局在大西南大后方的群眾工作奠定了基礎。

第二，全面推進階段(1939年1月—1946年5月)，從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至東遷南京，“南方局繼承長江局民眾救亡運動即群眾統戰的傳統，仍然努力于這項工作”，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群眾基礎，促進黨的自身力量在群眾工作中發展壯大。

第三，高潮收官階段(1946年5月—1947年3月)，從重慶東遷南京至國共談判破裂、南京局被迫撤回延安。

關于南方局與南京局的關系，南方局領導成員鄧穎超說過：“南京局就是南方局”，其辦事機構和組成人員均未調整，群眾工作也在抗戰時期基礎上進一步升華，掀起新熱潮，推動形成了反對國民黨的第二條戰線。

在特殊環境中，南方局積極踐行黨的群眾路線、開展群眾工作，在服務黨的中心工作，爭取革命戰爭的勝利中，取得了重要的歷史功績。

夯實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群眾基礎

毛澤東指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抗戰時期，南方局深入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最大限度動員和組織軍民，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群眾基礎。

（一）在思想上激發了各界群眾的抗戰意識

南方局注重用思想文化激發全民抗戰的熱情和積極性，堅定抗戰到底的決心和信心。

在領導大西南、大后方進步文化人士，凝聚愛國知識分子抗日救國的過程中，南方局明確提出：“發展抗戰文化與提倡進步思想”，即發展進步文化力量，團結一切抗日的文化力量。

一方面充分利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文化工作委員會、中蘇文化協會等公開文化機構，廣泛團結進步文化人士，切實關心保護愛國知識分子，培養造就了一支“為民族吶喊、為民族戰斗”的文化大軍，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斗志;

一方面充分利用一切文藝形式和機會，最大限度動員和組織南方國統區以及部分淪陷區廣大民眾投身到抗戰救亡的洪流中。

周恩來、葉劍英等南方局領導人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39年7月8日，周恩來為“人民音樂家”冼星海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以此激發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激情，發揮文化界對抗戰的宣傳作用。

1940年，周恩來在重慶進行了題為《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的露天演講，指出帝國主義戰爭正在擴大，中國必須堅持自力更生，抗戰到底。時間長達三個半小時，聽眾達9000多人。

人們不僅為周恩來對時局的精辟分析所折服，更被他溢于言表的愛國主義熱忱所打動。

葉劍英于1939年5月在廣西地方建設干部學校作了《當前戰局之特點》的演講，突出介紹了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的情況，還深刻分析了國內外形勢。

葉劍英的報告振奮人心，給學員們樹立了抗戰必勝的信心，一掃過去“速勝論”“亡國論”的錯誤思想。

葉劍英還在報紙上發表了大量的抗日宣傳文章，對于宣傳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分享敵后抗戰經驗，教育群眾團結抗日發揮了重要作用。

南方局還注意發揮輿論宣傳的政治引導作用，要求《新華日報》《群眾》周刊開辟“婦女之路”“友聲”“工人園地”“青年生活”等專欄，以便社會各階層及時了解抗戰時局以及黨的政策主張。

在南方局廣泛的群眾動員和深入持久的組織下，不僅重慶的抗戰文化得以發展壯大，桂林、昆明、貴陽等“文化據點”也逐步形成，大西南、大后方抗戰文化生機勃勃，在思想上激發了各界群眾的抗戰意識，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凝聚起強大精神動力。

（二）在組織上強化了各界群眾的抗戰能力

組織群眾參軍參戰，捐款捐糧。

南方局積極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廣泛聯系各救亡團體，通過創辦刊物，組織劇社、宣傳隊、歌詠隊，深入工廠、農村、學校，大力宣傳全面抗戰路線，深刻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廣泛動員群眾開展抗日救國斗爭。

根據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多的特點，南方局及所屬各地中共黨組織還努力加強少數民族工作，建立抗日游擊武裝，使內地和邊疆、城市和鄉村的抗日民眾充分組織調動起來。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以四川為例，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共同努力，“出川抗戰總計約40萬人。四川人中共征近300萬人補充抗日隊伍，為全國各省之冠”。

據統計，自1941至1945年，四川共征稻谷8220萬余市石，占全國征起稻谷總量的38.57%，這其中，離不開南方局的宣傳動員和組織推動。

廣交抗日志士，強化抗戰能力。

南方局積極動員和團結海外華僑、地方實力派、民族工商界愛國群眾投身抗日戰爭和民主運動。

比如，南方局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要盡最大可能幫助海外各地華僑青年陸續回國，并把他們護送到延安等各抗日根據地。

僅在皖南事變發生前，南方局就將幾十批來自全國各地的抗日青年送去陜北，其中第二批就有六七十名華僑青年。

交通被阻斷后，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又把大批華僑青年送到華南各抗日游擊根據地，僅參加東江游擊隊的就達1000多人。

這些青年為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提供了人力上的補充和支持。

周恩來、葉劍英以其在黃埔軍校任教的特殊經歷，爭取和團結了許多同盟者，尤其是云南、廣西、廣東、四川地方實力派上層人物，最大限度團結一切可以抗日的骨干力量。

南方局及所屬各地中共黨組織的群眾工作，不僅將大西南、大后方廣大人民群眾抗日斗爭的潛在力量激發出來，而且領導他們有組織地抗擊日本侵略者，極大地提高了南方國統區以及部分淪陷區民眾的抗日力量，對全國的抗戰局面從戰略相持轉向戰略反攻起到了推動作用。

（三）在行動上孤立和打擊了親日勢力的投降逆流

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公開叛國投敵。

1939年1月3日，南方局領導下的《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偉大的民族義憤應變成一個廣泛的運動和熱烈的浪潮。”

“這種聲討民族叛徒的浪潮，將會形成我全國人民的一種廣大的動員。”南方局及所屬各地黨的組織也加緊在思想上引導大后方的群眾及時認清并反對親日勢力的分裂陰謀。

在實踐中，南方局積極組織和領導社會各界群眾開展聲勢浩大的“討汪”運動。

香港的示威群眾幾乎搗毀了汪派機關報《南華日報》，到1939年八九月份，“討汪”進入高潮，運動從大中城市擴散到了邊遠地區的小縣城。

貴州興仁、四川洪雅等地也舉行了群眾性“討汪”集會，在行動上孤立和打擊了親日勢力的投降逆流。

推動國統區民主政治的發展

為加強對南方國統區以及部分淪陷區群眾的組織領導，南方局指示其所屬各地中共黨組織，選派一批黨員干部在國統區大城市深入群眾，廣泛開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工人運動，爭取人民群眾的新聞、言論、集會、結社等民主權利。

南方局卓有成效的群眾工作，使中國社會各階層、各民族、各團體進一步看清了國民黨當局的反動本質，推動了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的第二條戰線的形成和發展，加快了國統區民主發展的進程。

（一）爭取民主，反對獨裁

早在1937年5月，毛澤東就指出：“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為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

南方局領導群眾積極開展爭取民主的斗爭，一方面，在政治制度上，爭取變國民黨獨裁專制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爭取大西南、大后方廣大人民群眾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權利。

在爭取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方面，周恩來領導南方局開展了多方面活動，收到了顯著成效。

南方局充分利用國民參政會這個合法講壇，頻繁地參加活動，向大西南、大后方的群眾宣傳爭取民主的政治主張，擴大了黨的政治影響。

1944年9月，中共參政員林伯渠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召開國是會議、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的意見后，南方局即領導群眾，于1944年10月在成都、昆明、重慶等地相繼舉行群眾集會積極響應，并進一步提出了“堅持抗戰，實行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動員一切力量保衛大西南”等要求，在大西南、大后方掀起了改組國民黨政府為聯合政府、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民主運動高潮。

南方局還積極爭取人民的結社、言論、出版、集會自由。

在周恩來和南方局的關心影響下，“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相繼成立。

民主黨派成立后，南方局又根據斗爭實際，創造性地制定了“扶持進步團體，照顧小黨派利益，進行民主運動，要求各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的工作方針，在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促進了“第二條戰線”的形成

革命戰爭年代，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同時在兩個區域、兩個戰場、兩條戰線上進行。

一個是“紅色區域”，即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抗戰時期稱為“邊區”“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稱為“解放區”;

一個是“白色區域”，即國民黨當局直接控制的區域，抗戰時期稱為“國統區”“大后方”，后來解放戰爭時期也稱為“蔣管區”。

這兩個區域、兩個戰場、兩條戰線上的革命斗爭，都是在黨中央領導下相互配合、協同推進的。

1947年5月30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評論中，把國統區日益高漲的人民運動表述為“第二條戰線”，這也是對國統區群眾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贊揚。

南方局負責領導整個南方國統區以及部分淪陷區黨的工作。

南方局及所屬各地中共黨組織秘密而巧妙地宣傳引導群眾、組織發動群眾，深入開展各種革命斗爭，條件成熟時則適時地、廣泛地組織發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

以工商界為例，“三百六十行，幾乎天天有幾個行業請愿提要求，開記者招待會，弄得國民黨窮于應付、狼狽不堪”。

通過南方局廣泛深入的群眾工作，國統區人民更清晰地認識到國民黨的反動方針，使蔣介石政府“在政治上變得毫無威信，毫無力量”。

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前夕，第二條戰線配合和服務人民解放軍武裝斗爭，在蔣管區大中城市精心組織了聲勢浩大的學生、工人、婦女、農民等廣泛參與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愛國民主運動，使國民黨反動派陷入人民群眾的包圍之中。

南方局積極領導并參與的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戳穿了國民黨當局的欺騙宣傳，喚醒了國統區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團結了各民主黨派以及愛國進步人士，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夯實了群眾基礎。

促進黨的自身力量不斷發展壯大

南方局的群眾工作，不僅配合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而且為黨培養及鍛煉了一大批積極分子和骨干力量，使黨的自身力量在群眾工作中發展壯大。

（一）使南方局在大后方站穩了腳跟

為了在國統區險惡復雜的環境中站穩腳跟，南方局創造性地、深入持久地開展群眾工作，緊緊依靠和團結大西南、大后方廣大民眾，與人民群眾建立起血肉聯系。

針對蔣介石集團愈演愈烈的反共傾向，南方局努力加強自身建設，要求下屬各級中共黨組織“要在主要的群眾集聚的單位(工廠、學校、農村、大機關等)建立起鞏固的一個乃至數個平行的支部”，“要在主要的工作部門和機關(如行政機關、團體、公司、交通經濟部門等)保有我黨的組織或個人的聯系”。以此來壯大黨的力量，建設堅強的、有戰斗力的黨組織。

南方局在南方國統區以及部分淪陷區，根據當時實際情況，在領導群眾運動時，創造性地使用了多種靈活的工作策略。

譬如，建立“據點”，利用“合法”斗爭掩護“非法”斗爭，巧妙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積極影響群眾、引導群眾，提升了群眾工作的水平。

因為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南方局贏得了群眾的信賴和擁護，得到了他們的積極配合。

南方局及所屬各地中共黨組織得以保全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廣大人民群眾的保護。

他們當中，有的為地下黨開展工作提供場所和經費，有的介紹革命骨干分子加入黨組織，有的掩護和營救暴露身份的中共地下黨員，從而為保存和壯大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創造了有利條件。

譬如，第28集團軍總司令潘文華公開支持中共地下組織出版發行《華西晚報》《華西日報》，掩護和營救暴露身份的中共地下黨員。

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秘密加入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并從經費和活動上予以支持。

云南省主席龍云對民主運動采取同情和支持態度，使云南昆明的愛國民主運動蓬勃發展，一度成為南方國統區以及部分淪陷區的“民主堡壘”。

國民政府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在皖南事變發生后，為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張友漁、進步記者鄒韜奮前往香港提供了方便等等。

此外，重慶女農場主饒國模無償貢獻出了自己的“大有農場”，使南方局“結廬紅巖”，住有所居。

她從1939年開始，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槍口下，幫助南方局共產黨人買糧食，解決育兒難題，盡己所能為黨的事業作貢獻，后來被鄧小平稱為“紅巖村革命的媽媽”。

在人民群眾的幫助下，南方局在大后方站穩了腳跟，恢復了組織，保存并壯大了力量。

（二）培養鍛煉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南方局不僅開創了黨的群眾工作新局面，而且在群眾運動中培養和輸送了成千上萬的骨干力量以及進步人士，他們積極響應組織的號召、服從革命工作的需要，為新中國的成立和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位南方局老黨員曾經深情地回憶道：“紅巖嘴是我們昔年的戰斗的‘寶塔山’，也是我們早年受教育的紅色母校。”

南方局培養的干部被輸送到全國各地。

一是到敵后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充實革命力量。

僅1939年至1940年，南方局直接組織2000多名知識青年前往延安、晉東南抗大分校;

1945年6月至8月，南方局組織了500多名骨干投入到中原解放區。

二是在農村開展武裝斗爭。

1945年初至8月，僅南方局青年組秘密組織前往農村工作的青年積極分子就有160多人。

還有一些黨的外圍組織也輸送了知識青年到農村，他們很快成長為當地反蔣武裝隊伍的骨干。

三是到大中城市推動形成第二條戰線。

抗戰勝利后，經過南方局培養的革命青年，隨學校、機關、工廠復員到全國各地大中城市，為開展民主運動，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發揮了帶頭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不管是在外交工作領域還是國內各條戰線，不管是中央國家機關還是地方各級黨政部門，都有許多原南方局及所屬各地共產黨員在工作。

這些骨干力量以及進步人士都保持著南方局時期的政治品格，繼續艱苦奮斗、繼續謙虛謹慎，為新中國的建設和改革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三）積聚影響了黨的外圍力量和廣大進步群眾

南方局根據國統區的斗爭形勢和群眾工作要求，提出了富有創新性的“勤學、勤業、勤交友”和“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工作方法，要求南方國統區及部分淪陷區黨員干部要深入到社會具體崗位和不同部門中去，學生黨員要勤奮學習、名列前茅，在職黨員要踏實肯干、搞好本職工作。

這種方式既有利于掩護黨的干部，隱蔽黨的力量，保全黨的組織;也便于發揮南方局及所屬各地黨員干部的先進性，團結引領群眾、領導影響群眾。

通過正確有效的工作方法，南方局在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和其他社會各界中培養了一大批群眾工作經驗豐富的骨干力量，并以他們為中心，影響了相當一部分黨的外圍力量和進步群眾。

在開展工作時，南方局牢牢抓住爭取中間勢力這個關鍵。

毛澤東曾指出：“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斗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

周恩來也根據實際斗爭需要，提出“扶持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分子”的方針。

在南方局的倡導和推動下，大后方企業界、經濟機關的開明民族工商業者、中上層人士、經濟理論工作者、高級職員等團結和組織起來，于1945年成立了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鄧穎超等南方局的同志出席了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成立大會。

“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于1945年12月通過的《對于當前經濟問題的意見》，提出了經濟界、企業界對當時經濟問題的一系列看法和主張，這些意見符合當時我國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在大西南、大后方產生了積極影響。

南方局還對桂系、川系地方實力派做了大量聯絡和團結工作。

在南方局影響下建立起來的進步群眾組織，如新民主主義者聯盟、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協會、民主工人同盟等，成為了黨的得力助手，是黨和廣大工人、農民、青年以及婦女界聯系的重要橋梁和紐帶。

南方局的群眾工作，使大后方各階層、各民族、各團體對中共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和越來越深刻的認識，他們從內心深處支持、擁護中國共產黨。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負責人沈鈞儒說：“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為國為民，它的政治主張是正確的，得到人民的擁護，我們贊成它的主張，有什么不好?這樣做是很光榮的啊!”

作家老舍也曾表示：“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誰真正的抗戰，我就跟著誰走。”

“擁有重慶山貨業天下之半”的民族工商業家古耕虞回憶說：“他(周恩來)勉勵工商業家要有遠見。他的這些開導給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國民黨“中統”負責人陳立夫曾對教育家陶行知說：“你的學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產黨。”

陶行知聽后說：“他們是否共產黨，我不知道。但就是共產黨，他們辦事認真，又有能力，一心為抗戰，為國家，為人民，又有什么不好呢?”

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深刻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

盡管斗爭形勢復雜，條件環境諸多不便，但南方局仍以出色的群眾工作，為毛澤東這句話提供了生動的注腳。

關于南方局群眾工作的經驗方法，周恩來在1943年提綱挈領地總結道：一是與群眾接近和聯系，在某種程度上要與他們打成一片;二是傾聽群眾意見;三是向群眾學習;四是教育群眾，不做群眾的尾巴。

從抗日戰爭時期到解放戰爭初期，正是運用這些方法和藝術，南方局的黨員干部，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服務于黨的工作大局，開創了南方國統區以及部分淪陷區黨的工作新局面。南方局群眾工作的實踐經驗，今天依然富有啟迪。

來源：《黨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