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德是人們在社會公共生活中應當遵守的道德規范及行為準則，是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重要著力點。推動踐行以文明禮貌、助人為樂、愛護公物、保護環境、遵紀守法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德，除了道德主體自覺踐履公德規范之外，還需要不斷優化社會公德賴以產生的道德教育環境，通過明確公共道德責任、完善社會公共領域、協同規范性資源，為社會成員夯實道德前提、厚植道德沃土、凝聚道德助力，幫助廣大社會成員做一個好公民，造就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明確公共道德責任夯實公德產生的道德前提

社會公德不是外在于道德主體的“絕對命令”，作為一種嵌入人的頭腦中的社會意識形態，它是人們對公共道德責任的某種確證，是道德主體對自身在公共生活領域中踐履道德“應當”的自覺體認，這種自覺體認只有當個體意識到與社會共同體具有利益攸關性時才會發生。由此，對社會共同體進行公共道德責任確證，便成了社會公德行為生發的認識論基礎。人作為一個“類”存在物，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與自然、社會、自身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社會共同體就是這種“類存在”的重要組織形式。按照馬克思的理解，人的存在經歷了前現代社會和現代社會，而“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這一更大的“整體”當然包括社會共同體。一般而言，只有個人分享到整體所分配的角色和地位，也即分享到某種利益，才能獲得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得出“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的結論。一方面，利益是單個主體之間、主體與共同體之間相互聯系的橋梁和紐帶，另一方面，個體利益與共同體利益相互確證、相得益彰。這種基于共同利益而產生的責任共擔，就是倫理學意義上的公共道德責任，它和社會公德所調節的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相重合，要求社會成員在公共交往中尊老愛幼、善待弱者、誠實守信;在公共場所要遵守公共秩序、維護公共利益、愛護公共財物;在人與自然的互動中保護生態環境、節約能源、珍愛糧食等。近年來涌現出眾多社會公德楷模，彰顯出新時代我國社會公德水平的不斷提高。

完善社會公共領域厚植公德培育的道德沃土

社會公德不是脫離社會生活的“墻上蘆葦”，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既受制于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也需要賴以產生的社會空間載體。就像只有在水里才能學會游泳一樣，人們只有在公共領域的交往中，才能養成合乎公德的行為。由此，完善和發展社會公共領域，擴大社會公共交往，便成了社會公德的發生學依據。德國學者漢娜·阿倫特對社會公德進行了“劇場式”闡釋，認為公共領域猶如劇場，每個人把最優異的言行表達給在場的其他人，久而久之，人們就會在公共領域中學會公共生活的規矩，遵守“公共人”的德性要求。在封建社會，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長期拘泥于家庭之中，交往半徑相對較小，公共空間相對狹窄，公共領域發展相對落后，調整個人行為及家庭成員關系的“私德”較為發達，調節社會公共生活的“公德”發育遲緩。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創造性轉化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中的公德資源，推動我國社會公德建設不斷取得成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公民活動的私人領域逐步縮小、公共領域日趨擴大，個人行為與社會秩序、公共安全、公眾利益之間日益呈現出緊密聯系，應該按照《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擘畫的社會公德建設的任務書和路線圖，進一步構筑社會公德賴以產生的公共領域，拓寬社會公德建設的空間渠道。具體說來，就是在我國城鎮化建設突飛猛進、城鄉不斷融合發展的新形勢下，推動公共空間再造由生產邏輯向生活邏輯轉變，讓日常生活成為公共空間有機更新的活性酶。

協同規范性資源凝聚公德提升的道德助力

社會公德不是一抹孤立的“意識形態景觀”，作為社會思想文化巨大系統中的一個小系統，它的成長既取決于自身組織系統的內生動力，也需要相鄰系統的外部助力。如果把道德喻為一個規范系統，那么社會公德規范處于這個規范系統的外圈，它和法律、條例、規定等規則系統離得最近、聯系最緊密，外圍規則對它的影響也最直接。因此，借力外圍規則系統為自己服務，是社會公德發生發展的內在要求。社會公德作為道德的一種表現形式，客觀地要求道德主體主動把握道德規律、內化道德準則、踐履道德要求。然而，具有相同價值取向的法律、條例、規定等，對于社會公德規范、要求能否發揮作用以及發揮作用的程度也至關重要。因此，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應該以具有現代精神氣質的道德教育為主導，以法律、條例、規定等其他資源供給為助力，激活兩個方面的積極性與創造力。在這方面，我國進行了許多成功探索。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將德法結合貫穿于社會生活領域，將“法”的硬性約束貫穿于社會公德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不斷提高社會公德建設的層次和水平。比如，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將社會公德范圍內的諸如見義勇為、文明出游、公共場所禁煙等納入法律調節范疇，真誠釋放著法治的善意?！侗本┦形拿餍袨榇龠M條例》，用“公共領域的涉他行為”定義文明行為，界定了正面倡導的文明行為、重點治理的不文明行為，規定了公共衛生、公共場所秩序、交通安全秩序、社區和諧、文明旅游、文明觀賞、網絡文明、醫療秩序、綠色環保生活等領域的具體行為規范。作為一種重要的公共性資源，這些法律和規定，通過硬性約束促使人們敬畏規則，體現法律規定為社會公德保駕護航作用。

(作者系北京建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高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