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他說，領導干部要學黨史和國史，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人是如何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救亡圖存和民族獨立、國家富強這一歷史使命的。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從哪兒來?讓我們回顧一下我們黨早期的優秀黨員群體，從他們身上來探尋我們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一問：在共產黨成立初期，許多中上層家庭出身的知識青年，受過良好的教育，過著生活無憂的日子，何以甘冒風險加入“要替窮人翻身”的共產黨呢？

“浪跡江湖憶舊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這首詩的作者是早期的優秀共產黨人惲代英。惲代英生于湖北武昌一個官僚家庭，父親惲爵三為清朝知府下屬八品官，母親陳葆云出身于仕宦之家。惲代英1913年考入武漢中華大學預科，兩年后進中華大學文科攻讀中國哲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任上海大學教授。然而，這種生活并不是惲代英追求的人生目標。在大革命失敗、國共分裂之后，惲代英積極追隨革命，后不幸被捕入獄，在獄中寫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獄中詩》，在1931年壯烈犧牲。

被毛澤東稱為“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家庭也很富裕，光是租種他們家土地的佃戶就有1500戶之多。彭湃少年聰明好學，1917年，彭湃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圖書館里讀到了《共產黨宣言》，他的思想發生了質的改變。1921年，彭湃回國后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彭湃視自己為勞苦大眾的一員，將分到自己名下的佃戶召集起來，當著大家伙兒的面將所有地契一把火燒了，把自己的土地財產全部分給平民百姓。進而將農民組織起來，實現自己改造社會的理想，直到最后被捕犧牲。

諸如惲代英、彭湃這樣家庭出身優越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我們黨發展初期不在少數。史料顯示，瑞金早期的黨員曾經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農。有人對中共早期146位女黨員做了分析，其中出身于中上階層家庭者就有84人。我們不禁要問，這些人能夠超越自己的家庭出身，拋棄優越的生活條件，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生命，是為了什么呢?

二問：大革命失敗之后，共產黨被到處追殺，這時候為什么還有許多人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在關鍵時刻加入共產黨呢？

“晚節全持好，堪為我輩師。救亡曾斷指，入黨在危時。”這是董必武為紀念中共五老之一徐特立老先生寫的一首詩，是對徐特立在黨遭受危難之時依然入黨的大無畏革命精神的高度贊揚。在1927年國共分裂之后，國民黨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在湖南也有許多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被殺。在這一恐怖背景下，年屆五十的徐特立憤然辭去湖南女師校長的職務，積極尋找黨組織要求入黨。后來，經他的學生李維漢介紹，中共湖南省委批準，在黨的危難之際，徐特立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他說，革命成功的時候，多一人少一人無所謂，正是因為革命失敗了，我才要加入共產黨。就當時而言，加入共產黨帶不來名和利，帶來的只有坐牢殺頭的危險，但依然有很多像徐特立這樣的人在關鍵時刻加入黨組織，又是為了什么呢?

三問：為什么會有許多人毅然放棄高官厚祿，甘愿吃苦受罪甚至冒著掉腦袋的危險，跟著共產黨一起干革命呢？

賀龍出身于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自1916年參加國民革命后，因戰功卓著先后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一師師長、第二十軍軍長。在革命過程中，賀龍的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1927年“四一二”事變后，革命轉入低潮，賀龍堅定地站在共產黨和工農大眾一邊。八一南昌起義時，還不是共產黨員的賀龍毅然帶著隊伍參加并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在起義部隊南下途中，經周逸群、譚平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南昌起義之后，賀龍根據黨的指示返回家鄉開展武裝斗爭。他的一個叔父問他：“跟著共產黨圖個啥?”賀龍堅定地回答：“我要的不是個人的前程，我要的是國家民族和勞苦大眾的前程。”葉劍英早年畢業于云南講武堂，后來追隨孫中山鬧革命，北伐時任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新編第二師代師長，他也是在黨的危難之際加入共產黨的。在當時，像賀龍、葉劍英這樣能夠拋棄高官厚祿，依然加入共產黨進行革命的也不是個例。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其他幾位元帥入黨時的狀況：朱德時任滇軍旅長、云南陸軍憲兵司令、云南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等職位;彭德懷時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五師第一團團長;劉伯承已經是四川督軍署警衛團團長、東路討賊軍第一路指揮官;陳毅是北京中法大學學生;羅榮桓是武昌中山大學學生;徐向前擔任武漢南湖兵團指導員;聶榮臻是法國勤工儉學學生。如果為了個人利益，像以上幾位元帥入黨前的個人前途已經非常不錯了。為什么他們還要毅然決然拋棄高官厚祿，拎著腦袋進行革命呢?

通過回顧黨早期的歷史，我們就能從這些早期黨員身上找到我們共產黨人的初心。這些共產黨人不為名利、不為高官厚祿、不怕坐牢犧牲，是為了什么呢?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者：中共河南省委黨校黨史部 郭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