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范仲淹暢談，并獲賜“不欺”二字不久，賈黯入朝至集賢院為左正言，首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遭人誣為朋黨，賈黯奮起反擊，干脆將“不欺”二字制成腰牌，日夜佩戴身邊，并常對人講：“吾得于范公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從此，賈黯行事，上不欺騙朝廷，下不欺壓百姓，更不自欺欺人。此事傳人朝堂，皇帝欣悅，稱賈黯耿直。后賈黯平步青云，三十六歲即為翰林學士，后因疾改侍讀學士，疾愈，復以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四十歲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四十二歲任給事中兼御史中丞。

賈黯在朝，敢言敢為，皆受益“不欺”，剛直不阿。左正言時，杜樞復察張彥方下獄案，因不合仁宗心意，仁宗擬將杜樞罷官，賈黯直言進諫：“杜樞無罪。因張彥方下獄意旨是從宮中發出，不是出于臣下彈奏。若如此，就會害及善良，朝廷就不能廣開言路。”建議仁宗要象唐太宗任用王硅、魏征那樣作明君，留青史。判吏部流內銓時，益州推官桑澤父留鄉里，已死三年，桑澤欺上說不知而調京師。賈黯聞知立即奏劾，后廢桑澤終身。知開封府后，了解到囚犯因受刑、凍餓、疫病而死者眾，皆因管理人員不盡職責，即請求朝廷每年統計犯人死亡人數，對管理者進行賞罰，府吏七百人以瀆職罪被免職。英宗即位后，曾問賈黯：“天下從來不缺乏人才，問題在于究竟如何選用?”賈黯遂提出五條建議：“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

賈黯去世后，皇帝賜黃金其家，歸葬于鄧州冠軍里，家鄉人民在賈黯少時刻苦讀書的紫金山下建起“賈狀元書院”，與范仲淹知鄧時所建的花洲書院，遙相輝映。

歷史的風煙總是在不經意間消散，就像我們無法挽留住天邊的那抹彩霞。但范仲淹賜予賈黯的“不欺”二字，卻留下了一段傳世的佳話。

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為官清正廉潔、勤勉盡忠，百姓沒有抱怨，個人得以保全名節和操守，內心自然蕩胸生云、淡然泰若。我們知道，明代“模范縣令”丁積，向陳白沙請教為官之道，陳書寫“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饋贈，并賜“敬義”箴言。丁積赴新會任職時，得知有百姓賣兒鬻女交“當月錢”，查明方知是地方官府巧立名目增設的稅款，當即明令廢除，并嚴禁地方官員向百姓亂收一文錢。以致《明史》記載，丁積去世后，新會有老婦人深夜痛哭：“丁知縣這樣的父母官離去，我們明年怎么辦?”

百姓誰不愛為民辦實事的好官。為政者當恪守規矩、老實辦事、替民擔當，讓群眾從中有感、有悟和有得。“納于言而拙于文”的郭大昌，不僅治水經驗豐富，且耿直干凈。乾隆三十九年，清江浦老壩口決堤，應邀主持堵決事宜，河道總督預算五十萬兩白銀、五十天完工。為防止河道官員貪腐，郭大昌自己監工、支配錢糧，工期僅用了二十天、花銷十萬二千兩，極大減輕了地方百姓的負擔，贏得“神禹之后數千年有潘氏，潘氏后百年而得陳君，陳君后百年而得郭君”之贊賞。“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以百姓心為心”，讓百姓安心者、百姓必然“以安報安”，為其樹立“心安理得”的口碑。

“安”首在“不欺”。據《聞見前錄》記載，賈黯三次拜見范仲淹，其誠心可嘉，而范仲淹親自為其題寫“不欺”二字，用心可謂良苦，賈黯終生行之，沒有辜負范仲淹的告誡。北宋張詠亦云：“上不敢欺君，下不敢欺民，中不敢欺心。”這對于我們的黨員干部而言，砥礪“不欺”須坦蕩赤誠、敦厚質樸，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全心全意服務群眾，如此恪盡職守、夙夜在公，于奮斗實干中求喜悅、于造福群眾中品幸福。

“安”重在“省身”。記得曾經有人這樣問過周總理：“你為什么每天都能保持如此高昂的激情，堅持不懈地干好每一份工作?”周恩來的回答很簡單，他說：“每當我工作的時候，就會想起為革命事業而犧牲的戰友和同志，我覺得自己做的還遠遠不夠。”這是多么忘我的心態，已經鞠躬盡瘁，還生怕自己做得不夠好，唯恐作為不到位，因而牢牢汲取勤政清廉、濟世為民的理念和情懷。足見，求“安”的背后是“不安”的心態，是“省身”的自律，更是追求更高目標、釋放更大價值、肩負更重責任的擔當。

如今，黨史學習教育正在各行各業如火如荼地開展，我們如果能夠以古人“不欺”投身工作，又能以“省身”自律，我們還有什么完不成的工作任務，還有什么邁不過去的“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