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州市西南邊陲杏山一帶，在這些曾經野草蔓生的地方，在這荒山丘陵之下蘊藏著驚人的寶藏鄧瓷土。

生于1935年的楊子治老先生，早年曾在湖北老河口耐火材料廠做技術工作，現為鄧州市城隍廟道長。在與楊先生的攀談中，得知鄧瓷的燒制起始于唐，興盛于宋，衰落于元明。從文獻中可知，鄧瓷的地位雖不及汝瓷，也在耀州瓷、龍泉瓷之上，是當時全國名瓷之一。

位于鄧縣西部杏山、禹山、周家山等地帶，可用來燒制瓷器的高嶺土等相關原材料儲量豐富，解放后鄧縣政府就多次醞釀準備利用俗稱的鄧瓷土“柏扒土”創辦瓷碗廠。

1975年，鄧窯遺址(今內鄉岞曲)被今人發現，鄧瓷文化再次引起了人們探究的興趣，2013年全國重點保護單位“鄧窯遺址”碑也立在了內鄉岞曲大窯店。

據楊子治先生介紹，歷史上的鄧瓷最開始燒制，原本就是源于今鄧州市杏山柏扒村一帶，因歷史的陰錯陽差，使得原本就應屬于鄧州的“鄧瓷”身份變得復雜起來。

1975年在鄧窯遺址(今內鄉)被發現后，1976年南陽專署工業局朱草本到鄧州尋訪楊子治，商討盡快恢復鄧瓷燒制工作。不久，楊子治先生和一位同事一起，肩負神圣的使命，在鄧縣境內西部丘陵山區，憑著一腔熱情在溝溝坎坎中尋找可用的高嶺土和天然釉土。

隨后在原鄧縣土產公司，正式拉開了鄧瓷試燒大幕，以楊子治先生為主的技術組，夜以繼日地經過先后6次實驗，成功試制出了首批鄧瓷碗。

當時土產公司就準備撥款30萬立即上馬生產(國營)，據說時任高集公社黨委書記李玉合搬出中央文件，說“社辦企業是走社會主義的橋梁，國營經濟要給集體經濟讓路”，于是，鄧縣土產公司制碗的陶瓷事業就讓集體來辦。

據楊子治先生回憶，當初選擇高集公社辦瓷廠還頗有點曲折。鄧縣一共有羅莊、彭橋、高集三個公社都在努力爭取陶瓷廠項目能夠落戶本地，各地熱情都很高，到底該選取哪里?

當時，縣社(鄧縣供銷社)的趙玉林主任說：“楊師傅，你根據實情調研，三天內寫個報告，你說說哪個地方能干?”

經過反復思索比較，楊先生最終在報告上寫下了如下關鍵內容：羅莊，土谷山土質灰黃，做個沙缸最相當。條件成熟后，搞個滿山紅，全部建成爬坡窯，打造土谷山，專注做沙缸沙罐;彭橋，地址偏西，交通不便，雖說原材料豐富，但是缺水少電，去時運煤，回來運碗，成本太大;高集，地處大平原，有水又有電，瓷土原料不困難，火車運汽車拉，成本不高就到家，只要黨委決心大，瓷廠一定辦到家。

現在看來，這個最終的決定，多多少少帶有楊先生的一點私心，不過如今半路已出道的楊子治先生早看開了一切。

于是，鄧縣高集公社如愿以償，1978年，楊子治這位技術人才也被戶口所在地的高集公社要回了家鄉，滿懷信心地要利用縣財政下撥的12萬元用來籌建鄧縣陶瓷廠。不料，1980年土地聯產承包制全面推行，建瓷廠的專用款項也被用來建設公社面粉廠和磚瓦廠，鄧窯將要重燃的火焰被熄滅，鄧瓷再次告吹。

“這兒就是鄧窯遺址。”冬日的一天，筆者和已八十多歲高齡的楊先生，一起走進了鄧州市西部山區，順著杏山柏扒老鄉的手指方向，看到的是一大片綠油油的麥田，麥田里有一處稍高點的黃土丘，周邊零星地散布著幾座墳塋。

“這兒就是鄧窯遺址?這兒就是燒制瓷器的窯址嗎?”

“是的。”老鄉連連點頭。

我有點疑惑的轉向隨行的楊先生，楊先生說道：“眼前的這處瓷窯遺址應是后來建的。俗話說‘要想窯匠不做難，水土木相連’，當初，因為這里雖有豐富的高嶺土，但缺少足夠的燒窯用的木柴，鄧窯才遷至燃料充足的鄧縣屬縣內鄉山區地帶。”言畢，楊先生久久凝望著眼前的這片厚土。

鄧瓷文化作為家鄉的一種具有悠久歷史的民間文化藝術，凝聚了多少代能工巧匠的渴盼，盼望著有朝一日能把鄧州窯振興起來，盼望著鄧州窯能從民窯變為官窯，盼望著能把鄧州的黑瓷、白瓷、青瓷器物早日暢銷海內外，盼望著鄧瓷能夠再現光芒!

楊子治先生感嘆：“鄧瓷燒制始于唐代社會穩定的經濟發展期，興盛于北宋，因南宋與金元長期戰禍而凋零、萎縮，到了明末清初基本停滯，之后很少有人對其進行具體的考證及文字記載，鄧瓷聲譽隨著歷史的發展，早已名存實亡，可惜了!咱大鄧州可不是僅僅能燒制這些粗陶器物，更有儲量豐富可燒制精美瓷器的‘白土’與‘黑土’!殊不知，鄧州擁有一種在全國也少有的‘黑土’，它能燒出帶著天然綠釉的瓷器。”

無論咋說，總不能提起鄧瓷文化，只能向歷史追憶?總不能讓豐富的“鄧瓷土”永遠沉睡在荒山野嶺之中?總不能在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我們后人還不全力做好咱鄧州鄧瓷的保護、開發與利用?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