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秋九月，恰逢北宋著名文學家范仲淹一千周年華誕。一個秋光可人的午后，我特地憑吊了范公曩昔知鄧州時辟建的百花洲書院。

百花洲位于鄧州市東南側，東、南兩面瀕臨曲尺形的城河，西北角，與雄矗的宋塔——福勝寺隔街相望，半里之遙，構成鄧州市的兩大勝境。百花洲因范仲淹當年在此寫出《岳陽樓記》而名高天下，福勝寺則因1988年從其地宮發掘國寶金棺、銀槨和舍利子，后發制人，蜚聲海內外。

九百多年前的百花洲書院，現存三處勝跡：穿過一拱形小橋，在叢竹修然、桂樹凝碧的小院高處，一幢坐北朝南的古樸建筑，上橫書“春風堂”三字，此即鄧州志上所說范仲淹講學賦詩之地。春風堂左前側，另一座建筑為“范文正公祠”，系后人為紀念范公政績所建。祠前矗著幾通碑碣。再前，即春風堂正南，一方瀲滟秋水上隆然豎一八角飛檐的“覽秀亭”，和春風堂同為范公辟建，因年代邈遠，屢罹兵燹，這三處名勝現多為明清時重建之物。獨自徜徉于花洲深院，謁讀觀瞻現存的碣碑、史志，禁不住激情和敬仰陣陣涌動飛升。

據州志載，北宋慶歷年間，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的范仲淹主持上書《條陳十事》，進行歷史上有名的“慶歷新政”改革，力掃朝廷內外的腐風弊政，遭到保守派呂夷簡等人的反對而告吹。革新派“竟以忠直為群枉所忌”，相繼被貶出朝廷。黑白顛倒，壯志難酬，范仲淹悲憤之余，于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乃自請守鄧……上許之”。能上能下的范仲淹，治鄧一年余，政簡刑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不久，朝廷又命他“移守荊州。鄧人被公恩澤，遮留滿道，公亦不忍行。復疏愿留鄧，上從之。又在鄧二年，然后去。”范仲淹治鄧前后三年，“孜孜民事，政平訟理，”并興建學堂，執教講學。“范文正公一代大儒為學者所崇仰，其功徳在鄧婦孺皆知。”

以堂堂副宰相的才智，治鄧州自然是綽綽有余。因此，“公余于鄧城東南隅，治花圃，置臺榭，所謂百花洲是也”。修春風堂講學，辟覽秀亭以覽勝。他在給親朋的信中說;“南陽清簡，極好養性。”每逢良辰佳節，或與民同樂，或邀友游娛其中，“登春風閣之層樓，賦漁家傲之五篇，把酒臨風，暢情怡顏”。在與筠州尹洙、陳州知州晏殊等友人致書酬和中也多有詩詞抒發這種情懷胸臆：“臥龍鄉曲多賢達，愿預逍遙九老中”“羅綺滿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尋芳去”“七里河邊歸帶月，百花洲上嘯生風”“主人高歌客大醉”“百花洲里夜忘歸”等，想必是當時的寫真。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正是中國的耿耿君子的風骨。范仲淹更是如此，即便在吟風弄月的臺榭閑適中，也不能忘懷朝廷其君。“慶歷六年秋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在鄧州官邸寫成《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其胸臆之壯闊，情操之高尚，責任感之強烈，驚天地泣鬼神。

秋云漠漠，空中篩下綿綿疏雨，我佇立在春風堂前，任地上帶土的寸點濺到褲腳，一動不動，不啻是心境沉湎于思幽懷遠中，更想沾沾靈氣呢。環視細雨中的花洲景觀，覽秀亭靜穆典雅、遺世獨立，濕漉漉地氤氳在水氣中，一位烏紗皂袍、須發飄拂的長者，在春風堂前運筆如椽，一氣呵成《岳陽樓記》，爾后又為一書生揮筆寫下“不欺”二字相贈，飄然而去，不知所向……

步出百花洲，且走且想，撫今追古，浮想萬千，面對當今倡廉除腐之風勁吹，愈感對范公的首肯文字“前不愧古人，后可師于來者”，堪為千古垂范。

(作者為鄧州人，曾任《南陽日報》副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