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的歷史上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它徹底結束了兩年徘徊局面，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走上全面發展的軌道，揭開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篇章。

“文革”結束后，黨所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國內許多嚴重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都亟待解決。如：重建黨組織正常秩序，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重建國家正常生活秩序，使各級政權機關正常運轉，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重新振興經濟，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等。但是，兩年徘徊期間，黨中央沒能從根本上清理“左傾”錯誤，“文革”后遺癥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一方面，人民群眾強烈要求清理“文革”后遺癥，肅清“左”傾錯誤，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生活秩序。另一方面，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仍然堅持“左”的錯誤，提出“兩個凡是”思想，使黨和國家的工作在總體上受到嚴重阻撓。全國上下對繼續“左”傾指導思想的強烈不滿與抗議，集中在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上。在黨內外群眾的推動下，在鄧小平等老同志的領導下，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開始著手解決兩年徘徊時期沒有解決的問題。

一、“重新恢復和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奠定了思想基礎

1.會議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正確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會議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認為它的實質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思想，違背了黨和毛澤東同志長期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原則。

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不可磨滅的。如果沒有他的卓越領導，沒有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有極大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人民就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包括自己在內的任何人，都始終堅持一分為二的科學態度。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毛澤東歷來對自己的評價。會議指出：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功過，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

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毛澤東思想進行正確評價，就徹底擺脫了“兩個凡是”的桎梏，從對領袖人物的盲目崇拜中解脫出來。

2.會議高度評價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

全黨上下對繼續“左傾”指導思想的不滿與抗議，集中表現在1978年5月開始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上。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重申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尖銳地提出“四人幫”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還遠沒有完全粉碎，對“四人幫”設置的禁區“要敢于去觸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應該勇于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

全會高度評價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于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克服黨多年來的“左傾”指導思想，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按正確方向尋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

3.會議對進一步繼承和發揚馬克思主義學風，即堅持唯物主義思想路線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根本觀點和根本要求。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黨中央一貫倡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原則，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但是，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在尋求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黨內“左”傾思想反復出現，直至釀成“文革”內亂。兩年徘徊時期，通過深入揭批“四人幫”的斗爭，許多被顛倒的思想理論是非得到糾正。但是，仍有不少同志不敢大膽地實事求是地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這種狀態的形成有一定的歷史原因。會議一致認為，只有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才能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改革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

鄧小平在會議講話中指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如同過去搞革命一樣，必須實事求是，這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而在當前，要恢復實事求是的傳統，就必須解放思想，克服黨內由于種種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狀態。他尖銳地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就會產生死守條條框框、隨風倒、不從實際出發的本本主義等“怪現象”。他說：“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

會議經過深入探討，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得到重新確立。鄧小平同志的講話，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實際上也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起點。

二、重新確立黨的政治路線，“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明確了方向

新中國成立后，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結束，應該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投入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當中去。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后也提到：“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解決之后，隨著剝奪剝削者及鎮壓他們的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必然要把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了，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

“文革”結束后，我國國民經濟得到了進一步恢復和發展，國內出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所有這一切，都為全黨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準備了條件。十一屆三中全會認真討論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重申了毛澤東1957年作出的中國“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的正確論斷，作出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這是黨第一次明確解決了從1957年以來一直未能解決好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是黨在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

把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是全會最中心的內容。全會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須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革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法、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應該按照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決不允許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界限，決不允許損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全會指出黨的新時期政治路線的基本內容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進一步發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動員起來，鼓足干勁，群策群力，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進行新的長征。新時期的政治路線反映了歷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明確了方向。

會議把全黨和全國的工作重心及時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是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確路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和發展，是為了解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完全符合我國的社會實際和實踐。全黨和全國工作重心的轉移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明確了方向。

三、重新確立了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實事求是地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提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保障

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決定在組織上健全黨規黨紀，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反對接受和制造個人崇拜，加強集體領導。

1.全會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教訓，認真討論了“文革”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討論了“文革”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歷史問題

會議認為，解決好歷史遺留問題，對于進一步鞏固安定團結的局面，實現全黨工作中心的轉變，使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萬眾一心向前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四個現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會議實事求是地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糾正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所作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們對黨對人民的貢獻。會議認為，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解決歷史必須遵循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只有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才能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維護黨的崇高威信。

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開始全面糾正1957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發生的各種“左”的錯誤，從根本上結束“左”傾錯誤長期干擾黨的歷史，而且糾正了粉碎“四人幫”后兩年徘徊時期“左”的錯誤，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創造了必要條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掃清了障礙。對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恢復黨的生機和活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全會強調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著重提出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

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正確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等一系列優良傳統。全會期間，上面不定條條，不設框框，下面大家敞開思想、暢所欲言，敢于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講實話、講心里話。對于犯錯誤的同志，特別是領導同志，敢于指名道姓地開展批評。所有的發言記錄定稿就登會議簡報，言責自負。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非常有意義的。

會議對民主和法制問題進行了認真討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當前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強調民主和集中的辨證統一關系，使黨的統一領導和各個生產組織的有效指揮建立在群眾路線的基礎上。在人民內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實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壓制、打擊手段。要重申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各級領導要善于集中人民群眾的正確意見，對不正確的意見進行適當的解釋說服。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為保證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于法律和制度，忠實于人民利益，忠實于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權。”

《公報》指出：國有國法，黨要有黨規。全體黨員和黨的干部，人人遵守黨的紀律，是恢復黨和國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碼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帶頭嚴守黨紀。對于違反黨紀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執行紀律，做到功過分明、賞罰分明，伸張正氣，打擊邪氣。

會議選舉產生了以陳云為首的由一百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是保障黨的思想路線貫徹執行的一個重要措施。

四、“確立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重要方針”和采取一系列新的經濟建設的重大舉措，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找到了正確途徑

會議回顧和總結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認為毛澤東1956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客觀經濟規律的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實踐證明，保持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我們的國民經濟就高速地、穩定地向前發展，反之，國民經濟就發展緩慢甚至停滯倒退。

全會指出，在經濟建設問題上，從糾正急于求成的錯誤傾向和全黨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等問題出發，必須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對陷于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進行調整，并且對權力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著手認真地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并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須的科學和教育工作。這些思想，是黨確立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重要方針的開端。

全會最終對經濟發展問題作出如下決策：對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改變重大比例關系失調的狀況，消除生產、建設、流通、分配中的混亂現象，妥善解決城鄉人民生活中多年積累下來的一些問題。改革權力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有領導地大膽下放權力，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搞上去，大力恢復和加快農業發展，堅決地完整地執行農林牧副漁并舉和“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因地制宜，適當集中”的方針，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改善城鄉人民生活，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繼續加強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各項經濟決策，標志著我國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重大轉變，使我國國民經濟走上了有中國特色的健康發展軌道。

十一屆三中全會所作出的各項具有重大意義的決定，使共產黨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使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在思想上、政冶上、組織上全面恢復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將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引向健康發展的道路。“在社會主義的萬里長征中間，我們經歷了各種挫折、曲折，終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找到了一個轉折點，這以后我們找到了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開端。

(作者系中共武漢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研二處副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