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湖黨校的建立

早在建黨初期，中共中央就強調要加強黨員干部教育。1924年5月，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指出“黨內教育問題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設立黨校養成指導人才”。這是目前所看到的黨的文獻上第一次明確提出設立黨校。1925年1月中共四大決議再次強調要設立黨校對黨員進行系統的教育，以培養黨員“對于主義的深切認識”。1925年9月，中共四屆二次執委會擴大會議要求各地開辦兩種黨校，一種是“地委之下的普通黨校”，任務是訓練工人;一種是“區委之下的高級黨校”，訓練政治知識較高和已有工作經驗的黨員。根據中央精神，1925年9月，中共上海區委黨校成立;10月，中共北方區委黨校成立，羅亦農任校長;1926年1月，中共湖南區委黨校成立;1926年9月，中共廣東區委黨校成立。中共中央十分關注各區委黨校的建設發展情況，注意總結做法與經驗。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在《關于宣傳部工作議決案》之“地方報告問題”中，要求各區委、地委每月按期報告“黨校成績(如辦理各種訓練班及教材、辦法、成效等)”。顯示出中共中央對黨校工作的重視。

北伐戰爭開始后，國民革命軍一路勢如破竹，迅速席卷長江流域，兩湖地區工農運動風起云涌，中共的影響迅速擴大，大批工農積極分子和先進知識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快速增長。據統計，1926年5月，湘區有黨員1686人，鄂區有黨員428人。8月統計，湘區黨員發展到2699人，增加1100多人;鄂區黨員發展到1000人，增加1倍。湘鄂兩區共計黨員3699人，占全國黨員總數13281人的27.85%。11月初統計，湖北黨員發展到1500—1600人。黨員人數的快速增加是革命形勢大發展的必然結果，但也帶來了許多新問題：黨員文化理論水平偏低、部分黨員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尚不堅定、革命實踐經驗不足、對國民黨的本質認識不深刻等等，提高黨員文化素養和理論水平、堅定黨員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這是推進黨的建設的當務之急。1926年10月，張國燾在給中央的信中談到湖北黨組織的狀況：“黨務仍然渙散，因同志過去未受訓練，許多同志比較更重視民校(國民黨的代稱)”。顏昌頤11月初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甚感工作人材缺乏之苦”。隨著革命中心由廣州向武漢轉移，在武漢創辦兩湖黨校，加強對兩湖地區黨員的教育和培訓，提高黨員素質，培養黨員干部，對于促進兩湖工農運動高潮的興起，推動中國大革命的發展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1926年9月26日，《中央局關于最近全國政治情形與黨的發展的報告》中明確要求：“滬、粵、湘、鄂四區都須設立普通黨校以養成黨的及職工運動的下級干部人才”。在此前后，中央決定在武漢建立兩湖黨校。

兩湖黨校的基本情況

兩湖黨校地址選在武昌黃土坡崇實中學。1925年，共產黨員吳德峰按照黨的指示精神，將自家位于武昌黃土坡(現武昌區首義路)鄂園對面的一棟三開門的樓房拿出來創辦崇實中學。他動員繼母變賣金銀首飾，作為辦學經費。吳德峰任校長，蔡以忱任訓育主任，費侃如任教務主任。聘請一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做教員，教員多是義務教學，沒有工資，只有少數職員如會計、事務等拿少量薪金。崇實中學分高中、初中兩部，有學員200多人，當時是國共合作，很多學員加入共產黨或共青團，但也有少部分學員加入國民黨。北伐軍占領武漢后，吳德峰、蔡以忱分別擔任黨內重要工作，大多數教職員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作為掩護場所的崇實中學已無存在的必要而停辦。

選擇在崇實中學創辦兩湖黨校是經過全面分析和綜合考慮的。一是武昌環境相對安全一些。當時，葉挺獨立團駐扎在武昌，后來又由葉挺負責武昌守備工作。二是這里是崇實中學舊址，有辦學基礎和條件，適合辦學。三是這棟房子是吳德峰家的房產，吳家是官宦之家，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地位;吳德峰作為武漢國民政府官員與國民黨上層往來密切。因此，在這里辦黨校，不容易引起懷疑，有利于安全。

兩湖黨校共招收80名學員，湖南區委、湖北區委各選送40名。到1926年11月初，湖南40名學員全部到達武漢，隨即湖北區委40名學員也選出。實際上，兩湖黨校學員應該超過80名，因為還有旁聽學員，旁聽學員只在黨校聽課，不能在黨校住宿，只有正式學員才在校內住宿。黨校學員大多數是男學員，女學員有4個，湖北是豐俊英和羅亞蘭，湖南是劉英和肖燦云。

兩湖黨校負責人是張國燾。1926年9月，中央決定張國燾到湖北任中央特派員，同年12月，中央決定張國燾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顏昌頤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現時是特立(即張國燾)同志多負責任”。有回憶資料說彭述之是兩湖黨校負責人之一，而且非?？隙?。彭述之當時是中央局委員、中央宣傳部負責人，按照中央文件規定，黨校工作歸中宣部管理;而1926年12月彭述之來武漢參加中共中央漢口特別會議，因此可以判斷彭述之參加了兩湖黨校的領導工作。還有回憶資料說湖北黨務干部學校訓育主任何子述兼任兩湖黨校教育長，因為當時黨員干部有很多兼職，何子述兼任兩湖黨校教育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考證。教員有張國燾、鮑羅廷、彭述之、項英、王一飛、惲代英、何子述等，大多數是兼職。

總的講，兩湖黨校學員文化水平、政治素質和工作能力是參差不齊的。有些學員文化理論水平比較高，如劉英是長沙女師黨支部書記，肖燦云是長沙女師團支部書記，鄧斌是武昌法政學校畢業生，豐俊英是湖北女師畢業生。但有些工農黨員的文化水平偏低，如羅仲文是黃岡縣李集(今新洲區李集街)人，泰安紗廠工人，為工會積極分子，有一定的實際工作經驗，但文化理論水平不高。從區域上分析，湖南區委選派的40名學員政治文化素質較高，因為湖南區委安排學員進黨校的目的是培養做地委書記、委員工作的;而湖北40名學員的文化素養相對要差一些。由于學員政治文化水平有較大差異，兩湖黨校最初擬定開設2個班，因人施教。但由于時間緊、教員和教材嚴重缺乏，條件不具備;加之隨著革命形勢的快速發展，各地需要大批干部，因此，兩湖黨校決定只開設1個班。

兩湖黨校課程主要有階級斗爭史、第三國際、辯證唯物論、革命運動史(如五四運動史、五卅運動史)、革命形勢等。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關于宣傳部工作議決案》中規定：“黨校的教本及普遍的黨員教育的大綱：(A)《革命常識》——中國革命中最重要問題的通俗的解釋;(B)《黨務常識》——黨的、工會的、學生的、婦女的……各種工作的組織宣傳等方法原理之解釋和論述”。因此可以判斷這兩本書是黨校的教材。由于經費緊張、時間倉促，教材嚴重不足，顏昌頤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惟教員、教材均甚缺乏”。兩湖黨校因陋就簡，克服困難，自己編寫教材，采取油印、刻蠟板等辦法解決教材問題，教員親自編寫教材，學員自己動手刻蠟板，教員邊寫作邊教學，學員邊刻蠟板邊學習，在干中學，在學中干，教學相長，共同提高。

黨校學員學習和生活很艱苦。4個女學員住在一個房間，屬于特殊優待;但男學員就擠在一起。湖北學員豐俊英家在武漢，雖是大家閨秀，但人很樸實勤勉，待人熱情大方，助人為樂。女生們對她開玩笑，說你家在這里，搞點好東西給我們吃。豐俊英說：“可以，我搞牛肉來吃。”果然不久，豐俊英的妹妹拎著個瓦罐來，打開一看，是一罐子牛肉湯。女生們非常高興，大大地改善了一下生活。

因為生活艱苦，所以學員有時候需要家中寄錢來補貼。劉英回憶說,畢業前，她姐姐寄來10元錢，但她要去漢口買東西，事情很急，但手上沒有錢，又沒時間去取錢。正不知怎么辦，剛好碰到黨校領導彭述之。彭述之倒是沒什么大架子，問明情況后，爽快地拿出10元錢給劉英，劉英就把匯票給了彭述之。

雖然當時北伐軍已經占領武漢，共產黨組織處于公開半公開狀態，但兩湖黨校還是處在秘密狀態，沒有對外公開，黨校教學工作也是秘密的，對外掛的是崇實中學的牌子，周邊的市民不知道這就是中共的兩湖黨校;選派到黨校學習的過程是秘密進行的，學員由中共湖北區委和湖南區委確定;學員的身份是保密的，不僅親朋好友不知道，就是父母親也不知道。劉英奉黨組織之命離開長沙到武漢，沒有對母親說。她母親忽然發現女兒不見了，受到很大驚嚇，十分耽憂。黨校還制定嚴格的紀律和校規，規定不得暴露個人身份，不能隨便外出，不能同外邊打交道等。

顏昌頤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兩湖黨校預備11月10日開課。但因湖北學員尚未到齊，故而未能按期開學。劉英回憶說兩湖黨校是11月開學的。綜合檔案資料和老同志回憶資料分析，兩湖黨校是在1926年11月開學的，1927年1月底畢業，學期2個多月。這符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宣傳問題議決案》關于區委之下的高級黨校，“畢業期限不要超過3個月”的規定精神。

兩湖黨校教職員的基本情況

兩湖黨校雖然只有2個多月時間，但為黨組織培養了一批優秀黨員干部，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

兩湖黨校教員學員中，大多數都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許多同志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如黨校教員惲代英、項英、王一飛、何子述等優秀共產黨員。本文僅列舉鄧乾元、鄧斌、封俊英等幾名黨校學員為例。

鄧乾元在兩湖黨校畢業后于1927年4月任中共醴陵縣委書記，后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等職，參與鞏固和擴大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1929年參與大冶兵暴，后任工農紅軍第五縱隊政治部主任、紅軍第八軍政委。1934年長征前夕被“左”傾機會主義迫害致死。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平反昭雪，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鄧斌在兩湖黨校畢業后被派到黃岡縣從事工運工作，任縣總工會委員長。大革命失敗后參加南昌起義，后回黃岡領導鄂東回龍山暴動和楊鷹嶺暴動。1929年10月任中共武昌區委書記，發展了一批黨員，建立10個黨支部，推動武漢工人運動的復興。1930年3月23日在武昌被捕，4月5日，鄧斌和湖北省委書記歐陽洛等4人被殺害于武昌閱馬場。就義時，歐陽洛帶鐐銬走在前面高呼口號，鄧斌等人高唱國際歌和之，沿途市民無不為之動容，灑下悲傷的淚水。

石炳乾是湖北黃梅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任國民黨黃梅縣黨部常務委員。1927年春調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秘書、各縣黨務視察員，七一五反革命事變前后在中組部工作。八七會議后參加鄂南暴動，歷任中共大陽區特委書記、中共湖北省委秘書長、省委組織科主任、中共京漢路區特委書記等職。1928年3月19日在漢口犧牲。

大革命失敗后，豐俊英受黨組織派遣同中央監察委員蔡以忱一起到湖南常德從事地下工作，領導農民運動，開展武裝斗爭。她化名在一所小學當教師作掩護，白天教書，晚上幫助蔡以忱整理文件。1928年，參加震驚湘南的石門暴動，不幸被捕，成為17位革命烈士中唯一女性。

還有一批學員經受住革命戰爭年代血與火的嚴峻考驗，在建設新中國的偉大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各方面的領導和中堅力量。如劉英，被選為中紀委委員;趙君陶，擔任北京化工學院副院長，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但也有少數人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不堅定，脫離黨組織，甚至叛變革命。如張國燾1938年叛黨，投入國民黨軍統組織;彭述之后來加入中國托派組織，成為托陳取消派的負責人之一;學員蕭同華后來也參加了托派組織。當然，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我們不應該因為張國燾、彭述之后來的表現而否定他們為兩湖黨校建立所作出的貢獻。

中共中央在武漢籌建中央黨校

到1927年4月，全國中共黨員發展到57967名。隨著黨組織的發展和黨員人數增加，建立中央黨校、加強黨員干部教育提上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而各區委黨校的建立特別是中央兩湖黨校的建立和發展，為創辦中央黨校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1927年4月下旬黨的五大上，陳獨秀在報告中指出“黨內教育跟不上黨的發展”。鑒于黨的發展和組織狀況，“我們黨目前需要成立黨校”，“中央有個計劃，打算成立一個設立兩個部并擁有500人的黨校”，即是建立中央黨校。

按照中共五大精神，1927年5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第九次會議，討論成立中央黨校有關問題——教(務)長、教務、庶務會計、地點、經費等。決定米夫任教育長，并由米夫起草中央黨校計劃，米夫的妻子任教務，庶務會計由湖北省委去找人，地址設在武昌，人數300人，學期半年，7月30日開學。中央黨?；I建工作開始進行，包括確定中央黨校領導，選調中央黨校教員，確定學員資格和學員構成，分配學員名額，籌措和安排黨校經費等。為此，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黨校委員會，瞿秋白任書記;建立中央黨?；I備處，由米夫、張秋人、任作民、陳潭秋等人組成。

6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第十六次會議，討論中央黨校學生(員)名額分配、學員構成等問題，決定由“組織部改正，成分三分之二為學生”，并發通告。6月23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討論黨校問題，決定中央黨校開辦費49700元，每月14200元;人數分配不變，學生資格四條;主任為俄同志，副主任尹寬，事務主任張秋人，翻譯李德昭、劉國莊，開學時間7月30日。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叛變革命，武漢政治形勢發生逆轉，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會決定撤退疏散在武漢的大批黨員，中央黨校未能辦成。但五屆中央決定創立中央黨校，在黨的建設史上是一個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重大決策。

武漢，是中共中央黨校的發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