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青年》話語演進過程中，思想先驅們始終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主導著《新青年》話語演進的邏輯和方向?！缎虑嗄辍吩捳Z共同體的變化呈現為《新青年》話語的演進與思想主張的進步。在《新青年》話語共同體內外互動的演變過程中，一個以《新青年》雜志為平臺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團體聚集而成，并在激烈的時代浪潮中進一步演進成為中國共產黨創立的組織骨干，從而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奠定了干部、機構等組織基礎。

一、從“小圈子”到“大舞臺”

陳萬雄曾在他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書中對《新青年》的編撰隊伍作過介紹。歐陽哲生也指出，應以編輯、作者的變化為依據來劃分《新青年》的發展階段：第1至3卷為第一階段、第4至6卷為第二階段、第7至9卷為第三階段、季刊和不定期刊為第四階段。這些論述從整體上勾畫出了《新青年》話語主體演進的軌跡，頗具哲思。然而對《新青年》話語主體——即作者隊伍，卻并未作全面的考察與分析。

從1915年9月15日創刊到1917年1月，《新青年》出版了兩卷。這算得上《新青年》初創時期。這一時期，陳獨秀作為雜志創辦者和主撰，不僅承擔大量的撰稿任務，還要不斷地擴大作者隊伍?？傮w上看，《新青年》前2卷的核心人員相對穩定，且作者隊伍逐步擴大，這有助于《新青年》的成長與發展。

從1915年9月15日到1916年2月15日，《新青年》(時名《青年雜志》)一共出版了6期，是為第1卷。第1卷作者群體并不大，一共只有20位，以至于主撰陳獨秀時常要在同一期中刊載多篇自己的文章。這些文章或是譯作，或為介紹西方文化之作，真正獨立創作的作品很少。這大概與初創時期《新青年》雜志的作者隊伍資源不夠充分，而作為主撰的陳獨秀又必須要保證《新青年》雜志的基本內容有關。這些作者大多與陳獨秀一樣，同屬安徽籍。陳萬雄曾總結：“《青年雜志》的初辦是以陳獨秀為首的皖籍知識分子為主的同人雜志，且相互間具有共事革命的背景。”

從第2卷起，《新青年》雜志的作者隊伍逐步擴大。第2卷新增作者有胡適、劉半農、李大釗、楊昌濟、陶履恭、蘇曼殊等13位。這些新作者是“日后成為雜志主要作者并且有貢獻于新文化運動的作者”?！缎虑嗄辍返?、2卷的作者大多數都是安徽籍，與陳獨秀或有一面之緣，或有合作共事的經歷，或有師生之誼。作者群體主要集中于陳獨秀的個人視野之內。有論者曾指出：“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1卷幾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2卷雖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陳獨秀個人的‘朋友圈’內。”陳萬雄說得更清楚：“從第2卷起，《新青年》已突破皖籍作者為主力的局面，作者群大為擴大。雖則如此，以訖于第2卷結束，該志‘圈子雜志’的色彩仍舊濃厚，因該卷作者是與主編陳獨秀大都熟稔和有一定交誼的朋友。”不過，這種情形到第3卷就發生了變化。1917年1月，陳獨秀北上就任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也被移師北大。3月，《新青年》雜志第3卷第1號出版。此后，《新青年》雜志進入了以北京大學為依托、以北大新派師生為支柱的新階段。具體而言，《新青年》第1至3卷共出現60位作者，其中第1、2卷的作者數量為36名，第3卷的作者數量為24名。僅從數量而言，第3卷的作者隊伍數量逐步增加。

此外，第3卷的作者隊伍中的北大人也越來越多。其原因有兩個：一是將北大教授變成自己的作者。諸如蔡元培，1916年年底正式出任北大校長;章士釗，1916年年底出任北大倫理教授;陶孟和，1914年就任北大教授，且從第2卷起就為《新青年》撰稿了。二是將自己的作者變成北大教授。如劉半農，1917年夏任北大法科預科教授;胡適，1917年夏任北大文科教授;李大釗，1918年1月任北大圖書館主任，1920年任北大教授;楊昌濟，1918年6月任北大倫理學教授;高一涵，1918年進入北大任教等。由此可見，自第3卷始，《新青年》雜志已在陳獨秀的“朋友圈”之外具有社會影響力，其作者隊伍已經從安徽的革命“小圈子”走向了北京大學的思想“大舞臺”。

二、從“自由組合”到“有組織的團體”

第2、4卷的作者隊伍中，已有北大教授的身影，然此時作者隊伍的凝聚卻仍然脫離不了陳獨秀的個人關系網。如蔡元培、章士釗都曾經與陳獨秀共事革命，陳獨秀曾在上海和日本協助章士釗辦《國民日報》和《甲寅》雜志。不過，自《新青年》第4卷起，其編者和作者隊伍發生了重要變化：由陳獨秀一人主撰、主編，轉變為由北大同人共同編輯和撰述。

《新青年》第4卷第3號社告發布啟事宣稱：“本志自第4卷1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其前此寄稿尚未錄載者，可否惠贈本志，尚希投稿諸君賜函聲明，恕不一一奉詢。此后有以大作見賜者，概不酬貨。錄載與否，原稿恕不奉還。謹布!”陳萬雄曾把《新青年》第1、2卷稱為“同人雜志”，因其作者隊伍基本上是源自陳獨秀曾共事革命、宣傳新思想的朋友、師生。而《新青年》則將第4卷第1號明確為“同人雜志”的肇端。從作者隊伍的構成上來看，《新青年》的自我定位是準確的。第4卷新增了錢玄同、周作人、羅家倫、沈兼士、沈伊默、傅斯年、王星拱、林玉堂、湯爾和、俞平伯、張厚載等19位作者。第5卷新增了鄧萃英、易乙玄、冰弦、宋春舫、李劍農、陳衡哲、陳達才、沈性仁等8位作者。這些新增作者要么是北大教授，要么是北大學生，或是與北大教授、學生有密切關聯。這些人與《新青年》編輯部共同構成了“同人雜志”時期的話語主體，影響著《新青年》話語體系的演進。

據不完全統計，從第1卷到第7卷，《新青年》一共刊登了135位作者的文章、詩歌或譯作。這些作者構成了《新青年》階段性“話主”群體，除了極少數的作者——如易乙玄等——以反對新文化、新思潮的身份出現外，大多數作者的思想趨向是一致的：宣揚西方民主與自由、平等與博愛、科學與進步的精神。尤其從第4卷第1號起，《新青年》公開宣告轉變為“同人雜志”，其作者隊伍主要以北京大學為軸心而拓展開來。從第4、5卷作者隊伍的形成、編輯者與作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來看，這一時期的作者隊伍以各自的興趣為中心，以北京大學為金字招牌，吸引新思想的傾慕者和追求者，進而形成了新思潮的“自由組合”。

不過，編輯第6卷時，情況發生了變化。1919年1月，《新青年》第6卷第1號明確公告：“本雜志第6卷分期編輯表：第一期陳獨秀;第二期高一涵;第三期錢玄同;第四期胡適;第五期李守常;第六期沈伊默。”這表明：《新青年》“同人”在編輯方針上達成了基本共識。第7卷作者隊伍進一步擴大，特別是1920年5月的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刊登大量社會調查。這是《新青年》思想演進的又一個轉折點。“勞動節紀念號”第一次在中國大范圍、公開地紀念“國際勞動節”，呼應著世界范圍內對“國際勞動節”的紀念和對勞動民眾的關注。沒有事先周密的策劃和籌備、沒有組織起來的作者隊伍，僅靠個人魅力和有限的幾個“思想同人”之間的互通有無，是無法順利地完成“勞動節紀念號”的編撰和出版的。事實上，1920年4、5月間，維經斯基以俄文報紙《上海生活報》記者的公開身份來到中國。在上海，維經斯基會見了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等，協助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和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圍繞著這些工作而聚集起來的人員，如楊明齋、李漢俊、陳望道、李達等，基本上形成了日后《新青年》雜志的新生力量。這意味著《新青年》雜志作者隊伍，逐步從“自由組合”，經過“思想共同體”，進入“有組織”的歷史演進階段。

三、從“思想同人”到“階級同志”

自第4卷第1號后，《新青年》作者隊伍以北京大學的教員和學生為主，同時吸引全國各地活躍的青年知識分子和學生，《新青年》話主群體逐漸形成了一個初具組織形態的同人團體?！缎虑嗄辍啡艘踩绱俗晕叶ㄎ?。不過，“同人雜志”時期的作者隊伍，其思想每向前進一步，就會發生一部分分化;而思想每前進一步，又會有新的作者加入進來，從而推動《新青年》話主的群體轉型。其中，俄國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四運動、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等重大歷史事件，構成了《新青年》及其“同人團體”形成與演化的背景。同時，在世界政治思想演變和實踐過程中，這個團體也不斷地發生著分化。從第7卷第6號起，逐漸脫去其“思想同人”外衣，邁向“主義同志”境界。1920年5月出完第7卷第6號后，《新青年》因陳獨秀與群益書社之間的矛盾而暫時停辦。

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號復刊，從5月到9月，短短三個月時間里悄然發生著巨大改變。維經斯基來華后，社會主義青年團、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中俄通訊社、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等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傳播的組織先后在上海成立。其核心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楊明齋、周佛海、陳望道等人。與此同時，《新青年》雜志出版發行了第7卷第5號和第6號。除陳獨秀外，其他人并沒有成為《新青年》第7卷第5、6號的主要作者，甚至都不是新增作者。這大概與維經斯基在上?；顒拥臅r間有關。各種組織可以在維經斯基來華之后，邊討論邊實踐。但是，對于雜志編撰而言，顯然需要有更長時間的準備與策劃。

盡管如此，當我們把目光投向1920年9月的第8卷第1號時，就會赫然發現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核心成員，皆轉身而為《新青年》的作者，且是《新青年》第8、9卷新增作者的核心構成。這些新增作者基本以譯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蘇維埃俄國革命與建設等方面的情況為主。如李漢俊、震瀛、楊明齋、李達、陳望道等，都曾參與編譯“俄羅斯研究”欄目，在當時無疑都傾心于俄羅斯新生活和新社會。除了張慰慈外，李漢俊、李達、楊明齋、震瀛、陳望道是中共上海發起組成員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楊明齋還協助維經斯基推動建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也是中共早期黨員之一;而李漢俊、李達、周佛海等則是中共一大代表。盡管這股力量看起來還很弱小，卻意味著《新青年》雜志有了新的思想方向，新“同志們”與“北大同人們”的思想分歧來得迅猛而激烈，以至于陳獨秀與北京同人們在《新青年》編輯方針的問題上爭執不下。

即便上海編輯部中增加了新成員、作者隊伍中有了新血液，即使《新青年》第8卷第1號雜志事實上被改造成了中共上海發起組的刊物，但《新青年》第8、9卷仍與北京大學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檢視第8、9卷的作者名單和雜志欄目安排，可以發現上海里弄中的年輕人表現得非?？酥?，對北京大學的教授們尊重有加，并無意喧賓奪主。比如第8卷中，北京同人們的文章仍然是排在目錄最顯著之處，而新增作者中，僅李達曾在第8卷第5號上發表了《馬克思還原》的論文，新生力量多集中在“俄羅斯研究”或“社會調查”欄目。這些欄目并非不重要，只是從雜志發行、出版的版面安排而言，很顯然這些安排在雜志最后的兩個欄目是比較靈活的，從當時的重要性來看，遠不如事先預約好的正式論文來得關鍵。盡管如此，但北大的教授們對此卻并不滿意。

不過到了第9卷，情況繼續變化。北京同人的文章越來越少，上海同志的文章越來越多。1921年5月第9卷第1號的作者中只有魯迅、劉半農等幾位，文章篇數與篇幅都很少。比如魯迅的《風波》(小說創作)、劉半農的《倫敦》(一首小詩)等。第9卷作者隊伍中新增作者幾乎全部屬于當時的馬克思主義支持者和宣傳者，如李達、李漢俊、成舍我、戴季陶、施存統、新凱等。拋開各人若干年后的政治態度和信仰主張的變化，這些人構成特定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團隊，且其人數逐漸增加。與此同時，北大同人則逐漸淡出《新青年》的歷史視野。1921年7月，《新青年》雜志出版第9卷第3號。同月底，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陳公博等都是第8、9卷的新增作者。而陳獨秀、李大釗作為中共創始人，則長期以來都是《新青年》雜志的主編、主撰和主要作者。其他如楊明齋、李季、施存統等則是中共早期組織上海發起組成員和一大后的黨員。

盡管此時《新青年》仍發揮著文化界統一戰線的功能，但作者隊伍的重新組合，鮮明地展現了其構成已從“思想同人”轉向了“階級同志”。正是這一偉大轉變，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奠定了組織基礎和人事骨干。1922年7月，《新青年》出完第9卷第6號后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以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的面目重新面世，其作者隊伍全部來自中共黨內理論家，是為《新青年》季刊。此時，中共已成立兩年，一支真正的“無產階級同志”的隊伍形成了。

來源：《黨史天地(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