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湖北省黃岡市團風縣龍山鎮林家大灣背后1里多路的地方，有一個小山，因山坳下有一丘八斗田，人稱八斗灣。沿著小路，林木蔥蘢的山坡上，一個傳統磚瓦結構的建筑便映入眼簾。它原是清末“興隆寺”建筑的一部分，后為八斗灣林家大姓的宗族私學，林氏給它起了醒目校名“浚新學校”。

1921年7月16日至21日，來自漢口的24位革命青年在這里聚會，成立了共存社。他們公開宣布它是布爾什維克黨性質的組織，從而標志著近代中國第一個具有無產階級政黨性質的團體誕生!2天后(7月23日)，另外13個青年在上海聚會，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共存社的團員聞訊后，大部分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共存社沒有共產國際的背景，與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沒有組織聯系。它是以惲代英為代表的革命青年，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自覺選擇社會主義為改造中國之道路。它的誕生說明，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是近代中國半個多世紀救亡圖存符合邏輯的正確選擇。對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特別指出：“1921年夏，湖北利群書社在黃岡開會，在三天的討論中，其成員一致擁護無產階級專政，擁護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擁護蘇維埃，贊成組織俄國式—布爾什維克的黨”。“這些事實說明，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中國革命，已經成為當時中國革命者的共同愿望。”

這樣，共存社與八斗灣的浚新學校，便載入了中國共產黨創建史冊。

互助社：共存社的萌芽

鴉片戰爭徹底地改變了舊中國，曾一度居世界中心的封建王朝，在西方先進工業與武器的打擊下，淪落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一部分進步的中國人便急切地尋找振興中華之路。

湖北武昌以惲代英為代表的激進青年，目睹國家內憂外禍頻仍，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產生強烈的危機意識。他們非常清楚要救國必須要組織“死黨”，即成立團體。

1917年10月8日，正在武昌私立中華大學求學的先進青年惲代英，組織成立了互助社。這個團體是以愛國為目的的進步團體，這在它的《互勵文》中表現得很清楚：

“我平心靜氣，代表我們大家說，以我們的良心做見證。我們今天來，報告了、商量了一切事情。我們所說的，都是出于我們的真心。我們都曉得：今日我們的國家，是在極危險的時候，我們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國民。我們立一個決心，當盡我們所能盡的力量，做我們所應做的事情……我們曉得：我們不是沒有能力，國家的事情不是沒有希望。我們散會以后，在明天聚會以前，還盼望都有個有價值的報告。因為我們從這以后，是實行的時候了。”

互助社最初只有4個成員，很快就發展到20多人，其中惲代英、黃負生、林育南、劉仁靜、余家菊成為近代中國叱咤風云的人物。

這群進步青年積極投身到火熱的愛國運動中。他們本著“人心革命”的意愿，宣揚民主啟蒙的文化革命。他們在《新青年》《教育雜志》《光華學報》等報刊發表文章，鞭撻“吃人血”的封建思想，指出將孔教定為國教，實為“專制之護符”“‘愚妄’之舉”;只有“民權日張，大同之學說日盛”，封建專制和一切野心家才“失其勢力”。他們號召同胞們發揚“猛勇精進之志”“揮其慧劍，招我國魂”，望熱血少年攘臂奮起，為“人道而戰”。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五四運動。5月6日，《漢口新聞報》刊登了漢口中華通訊社的一個電訊稿，首先報道了五四運動。當天晚上，惲代英與互助社的骨干——他的學生林育南商議響應北京愛國學生事。他們油印了600份由惲代英起草的愛國傳單《勿忘五月七日之事》。第二天，是五七國恥日，武漢三鎮各機關、各學校一律放假一天，以示不忘國恥。中華大學為“鼓勵尚武精神”“振揚國威”舉行運動會，互助社成員均積極參加。惲代英、冼伯言等擔任招待員，沈光耀為唱名員，喻進賢為糾察員，湯濟川為音樂隊員。他們散發了《勿忘五月七日之事》的傳單，振聾發聵的吶喊，引起了莘莘學子的強烈共鳴。

傳單后來刊登在5月9日的《大漢報》上，成了發動、鼓舞武漢人民投身愛國運動的號角。在武漢五四愛國運動中，互助社起到了核心作用。每次大游行，幾乎都有互助社成員組織參與。惲代英起草了《武漢學生聯合會宣言書》《武漢學生聯合會提出對于全國學生聯合會意見書》等愛國宣言和文件。林育南是武漢學聯會的領導人之一，并參加全國學聯會的工作。

每次愛國大游行，都有互助社成員的戰斗身影。6月1日，武漢愛國學生舉行響應北京、上海學生總罷課的號召，舉行大游行。湖北督軍王占元派大批軍警包圍各主要學校，不準學生外出?；ブ绯蓡T就從學校的墻上一躍而起，與其他學生從糧道街、巡道嶺、曇華林沖上大街，迅急匯合成洶涌的洪流，又卷向閱馬場、黃鶴樓、督軍署……剎時，武昌全城到處是飛舞的傳單、激昂的演講、正義的吶喊，匯成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洪流。這一天，惲代英激動的在日記中寫道：“今日為罷課演講之

第一日，即湖北學生與官廳宣戰之第一日也。同學越墻外出，高二三丈，一躍而下，亦勇矣!”

利群書社：共存社的母體

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惲代英等認識到救國光靠學生不夠，必須把廣大群眾發動起來，而讓群眾覺悟，最好的辦法就是文化啟蒙。于是，他帶領互助社的成員走出校園，到社會上辦文化事業。

1920年2月1日，元宵節的前三天，大雪飛揚。在武昌橫街(今武昌民主路)南口18號，一個叫利群書社的新書店開張了。惲代英創辦的這個書社，給過年的武漢市民帶來了春天的氣息。許多青年學子在這里接受新學，許多市民在門前駐足觀望，有的走進店鋪瀏覽新書。

利群書社是互助社實踐他們救國理想的實驗地。他們看到了勞動者推動歷史的偉大作用，便從我做起，使自己成為勞動者。在籌辦時，這些身著長衫的青年卷起衣袖，自己動手搬運桌椅、書籍等，肩背手提。勞動一天，雖然腰酸腿疼，但他們心情格外舒暢，以能夠實踐勞動、平等的生活而興奮不已。

他們聚居在一起，共同生活、工作、學習，過半工半讀的生活。惲代英等在《城市中的新生活》中，發起工讀互助團，稱它“是新社會的胎兒，是實行我們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讀互助團果然成功，逐漸推廣，我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漸漸實現，那么，這次‘工讀互助團’的運動，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經濟革命’”。他們還計劃在農村經營鄉村的新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過自己的勞動，純潔靈魂。他們辦實業，用資本與資本家決斗，打破資產階級，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的黃金世界。他們知道要全部做到是不可能的，但這些“未來之夢”是努力的方向。

為什么要共同生活呢?他們認為這種新生活是一個幫助自己、解決社會問題的好辦法。個人與社會是聯系在一起的，社會越進步，個人才越幸福;首先辦好每一個人的事，便越能為社會多負些責任。在新生活中實現財產的公有是十分重要的，因為私心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只有使每一個人的財產都歸公有，才能使私心得以根本鏟除。他們每一個人的工作都不是為金錢，他們營業的盈余用不著講什么分配，這樣私有和金錢的分配制度將被打破，同時也更加體現出正義、純潔、互助和犧牲的精神。

利群書社是長江中下游傳播新文化與空想社會主義的重要陣地、出售新思潮書籍的營業機關、為“社會服務的共同生活的雛形”。它與上海、北京的出版社、書店、新潮報刊來往，成為它們在漢口—湖北的代售點。它出售《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等進步雜志，銷售《共產黨宣言》《階級爭斗》《自由之路》《互助論》《杜威五大講演》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進步思潮的圖書，供讀者購買或閱讀。

1920年春，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來到武漢，參觀了利群書社，并與惲代英交談。他與惲代英早有文字交，思想上產生共鳴。事后，他委托惲代英翻譯考茨基的名著《階級爭斗》。

這本書是考茨基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愛爾福特(Erfurt)綱領的解讀本，批判了拉薩爾主義，比較準確地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受到恩格斯的肯定。精通英文的惲代英大約花了半個月的時間便完成了任務，將中譯文交給陳獨秀。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作為“新青年叢書第八種”出版，成為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要著作之一。該書不僅極大地影響了正在進行空想社會主義實驗的利群書社成員，推動他們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而且還極大地影響了很多進步青年。毛澤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向美國記者斯諾回憶自己思想轉變過程時，說道：“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爭斗》，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

互助社自辦了《互助》刊物。這本10多萬字的期刊，比較完整地記錄了從互助社到利群書社的歷史，以及他們的救國理念。其中《未來之夢》一文最具代表性，彰顯這群愛國青年痛恨軍閥的黑暗政治、孤軍奮戰建立共產主義實驗地的努力。

利群書社是長江中下游進步社團的聯絡站。它與毛澤東的湖南文化書社關系密切，互相支持。1920年9月，文化書社成立后，毛澤東懇請惲代英作信用介紹，以便文化書社向外埠購圖書時，和利群書社一樣，免去押金。

這兩個書社關系甚密，成為我國中部宣傳新文化的兩顆耀眼明星。湖南衡陽省立第三師范的進步學生蔣嘯青、蔣先云和省立第三甲種工業學校的夏明翰曾到武昌，受到惲代英的熱情接待。返回家鄉后，他們在湖南省立第三師范成立了書報販賣部，銷售宣傳新文化的報刊書籍。1921年3月將書報販賣部改名為衡陽文化書社，從利群書社和長沙文化書社購圖書。廖煥星在武昌求學時，加入了互助社、利群書社，回到家鄉湖南衡陽，組成端風團，創辦《端風》，在衡陽掀起了新文化運動。河南信陽的雷趿唐是利群書社成員，經過他穿針引線，惲代英到信陽柳林鎮活動，將革命的火種播散到大別山。

1920年夏，惲代英在廖煥星的陪同下，先后到長沙、衡陽、新城煤礦區等地活動，特別是在衡陽的一個半月里，給當地進步青年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第二年初春，他再次到衡陽，在湖南省立第三師范授課，1921年3月29日的長沙《大公報》詳細記載了這次活動。利群書社的另一個重要成員余家菊與陳啟天于1920年8月到長沙，通過努力使湖南第一師范第二部在湖北招生，一年畢業。10月初，唐際盛、盧斌等8人到長沙，到第二部作旁聽生，后轉為正科生。此外，唐際盛、蕭鴻舉、李求實在黃陂，廖煥星在河南信陽，王尚德在陜西赤水從事教育，林育南、鄭興煥在北京求學。他們每到一處，都將他們的主張如種粒播撒在那里。

共存社：利群書社歷史性的跨越

利群書社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受到了兩方面的打擊：一是資金來源幾乎枯竭。利群書社營業額很低，無法支撐各項開支，又沒有固定的經濟接濟，舉步維艱。二是他們企圖脫離社會整體改造，閉門建設烏托邦新村，在現實中不斷碰壁。

此時，中國共產黨人有組織地傳播馬克思主義，批判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向利群書社的成員展示了改造中國的新天地，促進先進成員世界觀發生根本的轉變。他們開始運用唯物史觀來反省利群書社的實驗，在社內展開了如何改造中國的討論。

利群書社最先覺悟的是劉仁靜、林育南。他們兩人先后到北京求學。劉仁靜在北京大學直接受到李大釗的教育，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成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是惲代英的學生，此時，學生卻影響了老師。他與老師“大談”如何根本改造中國問題，是用“平和運動”，還是用“大破壞的激烈運動”?惲代英希望盡量避免流血斗爭，而學生寫了封信給老師，指出：“中國的問題是根本改造，進行社會革命，流血一途是無疑的，我們的任務，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的InslitionsCustoms，求出一個合適國情而又能達到共產主義的方針來。”

林育南也給老師去信：“我們的理想是仿佛對的，但審查社會情形和我們的力量，恐怕終究是個‘理想’，終究是個‘夢’呵!”

陳獨秀對惲代英的《未來之夢》，批評道：“在社會的一種經濟組織生產制度未推翻以前，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決沒有單獨改造的余地。試問福利耶(今譯傅立葉)以來的新村運動，像北京工讀團即惲君的未來之夢等類，是否真是癡人說夢?”

這些批評讓惲代英深刻反省。在現實生活中，他的改造方案不斷受挫，也促使他接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識到只有社會的根本改造，才能實現經濟生活的改造。這個覺悟首先是對教育救國的否定。他指出：教育改造是社會改造的一部分，舊教育只是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為學生“造了個刮地皮、殺人的資格”的行業，只有徹底改造社會，才能改造教育。團體的思想，也發生飛躍。在少年中國學會里討論學會前途時，他旗幟鮮明地主張學會成為“波歇維式(布爾什維克式)的團體”，就是團體分裂也在所不辭。

世界觀發生根本轉變后，惲代英決定從根本上改造利群書社，他與林育南等商量，決定在林家大灣八斗灣浚新學校開會，成立共存社。他寫信告訴湖南毛澤東。此時，毛澤東已經接到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通知，聞訊十分高興，派文化書社的經理易禮容去參加共存社成立大會。

1921年7月16日至21日，惲代英等利群書社的成員在浚新學校舉行會議。參加會議的名單如下：吳景鐘、唐際盛、李求實、盧斌(陸沉)、林育南、漢儒、浚孫、鄭遵芳、鄭興煥、龔士希、易禮容、克友、鎮山、惲代英、李書渠(李伯剛)、冼百言(冼震)、行健、沈光耀、林洛甫、劉光起、劉茂祥、盧春山、廖煥星。

7月16日舉行的第一次會議，就明確了共存社的宗旨：以積極切實的預備，企求階級斗爭、勞農政治的實現，以達到圓滿的人類共存的目的。它“組織嚴密，儼然一國家”。

這些今天看來十分平常的文字，在中國政黨史上卻是石破天驚!它意味著第一個公開宣布以“波社”為榜樣的無產階級政團在湖北、在中國誕生。這個偉大事件記載在《我們的》第7期(1921年8月10日)上，彪炳史冊!

來源：《黨史天地(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