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文辦學 育人興才

　　范仲淹憂民報國，兼濟天下。他從歷代王朝的興衰史中看到了昌文興教、培養人才的重要性。早在天圣八年，他在《上時相議制舉書》中說：“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他在邠州時，曾擇地擴建郡學，工程未峻而調任鄧州，在鄧州撰寫了《邠州建學記》。

　　范仲淹每到一地，都興辦學校，來到鄧州也不例外，積極謀劃籌資，整治了百花洲，重修了覽秀亭，并在東南角城墻上建春風閣，在百花洲畔建花洲書院。

　　范仲淹常于公余到花洲書院的春風堂上執經講學，在春風閣里以文會友，到百花洲上與民同樂，使此處成為宛南勝景。在這里，范仲淹與致仕宰相張士遜、新科狀元賈黯等詩酒雅會;同致仕宰相晏珠、光化知軍李簡夫及當時名士王洙、張去惑等賦詩唱和。

　　北宋紹圣二年，出生于鄧州的范仲淹第四子范純粹，子承父業知鄧州，整修了花洲遺跡，使書院重振聲威。元代，花洲書院曾因戰火而一度荒廢。到了明代花洲書院因全國書院的興起再次得以修葺，并易名春風書院。嘉靖年間，曾三次重修，嘉靖四十一年，時任汝南道參政的范仲淹十六世孫范惟一到花洲書院瞻仰范公遺跡，祭拜祖先。

　　創辦花洲書院，開鄧州千年文運。鄧州人賈黯(字直孺)在書院創建的當年便高中狀元。清道光二十七年，鄧州知州徐柱臣在《重修春風閣碑記》中曰：“賈直孺大魁天下，固證人文之蔚起。要非公之善教，不及此。一時沾化雨、坐春風，接踵而來者，蒸蒸日上。迄今雖人遠代隔，而‘春風堂下紅香滿’之詠，猶嘖嘖人口于不衰。”

　　慶歷六年秋，鄧州人賈黯以狀元及第，回到鄧州后拜見家鄉的父母官，想向宦海浮沉幾十年的范仲淹求得一點做官的竅門，范仲淹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賈黯平生不忘范仲淹的教誨，經常對人說：“吾得于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不欺”是范仲淹一生的行為準則，反映了他實事求是的為官態度，也博得了后人的無限敬仰。

　　精撰名篇 貫古流今

　　范仲淹知鄧州時，因為民風淳樸，政事絕簡，心情舒暢，故而創作了大量的詩文，這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創作時期。據不完全統計，他寫有關鄧州的詩文、書信，合起來共有79首(篇)，其中，奏章7篇，祭文5篇，墓志4篇，記2篇，序2篇，書信17封，詩詞42首。最令人稱道的是公元1046年，范仲淹應好友滕子京之邀在鄧州花洲書院的春風堂寫下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完整全面地總結了一生做人之道和為官之本。僅360多字的《岳陽樓記》，結構嚴謹，字字珠璣，文情并茂，氣勢磅礴。

　　范仲淹和滕子京是同榜進士，做官后又同在御使臺為諫官，滕子京因心直口快，上朝言責仁宗皇帝:“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多贏倦色，決事如不掛圣懷。”因此得罪仁宗，仁宗怒斥他亂言宮闈之事不實，將其貶官出朝，放至鳳翔府為知府。慶歷改革之際，滕子京又被人彈劾私自動用小金庫的資金。范仲淹寧愿辭官為滕子京辯護，但滕子京還是被貶之岳陽為知府。滕子京精明能干，擅長經營之道，來到岳陽后，憑借岳陽地處水路交通要道的優勢，大力發展商業和實業，大搞招商引資，興建公共設置，興辦學校，一下子推動了岳陽的經濟發展，岳陽城內舊貌換新顏，又募得資金重修了岳陽樓。這座樓在當時是過往官員迎進送出的地方，滕子京在樓前為自己的政績感到欣慰，又為遭貶之事憤憤不平，心情十分復雜，寄書一封并附上一幅洞庭秋色圖，請求范仲淹為岳陽樓作記。

　　范仲淹對老友的成功十分高興，給江南名樓岳陽樓寫記，也讓身處鄧州的他思緒萬千。范仲淹的朱姓繼父曾經任過洞庭湖畔的安鄉縣令，他跟隨繼父在洞庭湖畔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對洞庭湖優美的風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到了站在岳陽樓上遠眺洞庭湖的美麗景色，想到了滕子京貶官后為治理好岳陽所做的艱苦努力，想到了自己在鄧州做地方官的感受，想到了自己為實現理想而遭受挫折，于是，他文思泉涌，奮筆疾書，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就這樣誕生了。在《岳陽樓記》里，范仲淹不但描繪了洞庭湖的美麗風光，而且借景抒情，寫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無論在朝還是在野都要為國盡忠為民分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不以自己一人的得失為念，而是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赤膽忠心躍然紙上。從此，《岳陽樓記》風行千古，受到后人稱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