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正月，我接到市文聯通知，經省作家協會主席團審核批準，我被評選為省作協會員。此時，我正好步入七十周歲，雖不能說是大器晚成，但也可謂是老來有福。面對這份晚來的榮譽我百感交集，五十年創作之路的酸甜苦辣，像電視劇的畫面在我腦海中不斷涌現。

　　明代詩人唐伯虎曾說：“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間光陰不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風流才子的這首詩，道出了人生的短暫，同時，也反映出了人們對諸多往事的深切懷念，告誡人們要活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的確如此，我作為一個熱衷于新聞報道和文學創作的追夢人來說，其感受刻骨銘心。

　　遭人誤解忍辱負重

　　20世紀70年代的農村，一戶一個舌簧喇叭，生產隊裝有兩個高音喇叭。在街道上有無數個高低音大音箱，一天早晚兩次廣播和各戶一樣同步收聽，就連田間地頭、水利工地都有廣播設備。與此同時，各大隊各公社還可自辦節目，表揚好人好事，抨擊歪風邪氣。這種強大的政治攻勢、廣泛的受眾群體、靈活的報道途徑和鮮活的典型事例，頃刻之間就會傳到人們耳邊。而正是那個火紅年代的錘煉，我和公社的通訊組組長田俊澤同志，就已經是常在縣廣播站見稿的老通訊員了。廣大干群不但熟悉我倆的名字，還非常熟悉我們采寫的新聞內容。然而，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對稿件中的人物、事件了如指掌，稍有一點夸大其詞都欺騙不了大家。

　　1975年，彭橋公社柏林生產隊的高溫堆肥不但數量多，質量也好，七天之后便冒出白色的霧氣，縣農業專家組驗收后給予較高評價，號召全縣學習。為發揚光大該隊認真對待科學種田的態度，我靈感來了，立即打電話約老田同志來柏林生產隊參觀采訪，我把以此為典型寫篇稿子的想法告訴他，他十分同意。于是，我找來皮尺開始丈量，我倆的丈量數據顯示，這堆肥大約300牛車。我寫了《這里的堆肥不一般》的新聞稿，當天下午送到縣廣播站，第二天就播發了。

　　縣廣播站一播，縣政府組織縣城以西三個公社的高溫堆肥現場會在柏林召開。當天下午，現場會組織討論，彭橋公社與會人員在該大隊學校的一間教室座談。按照領導意見，我和老田同志下去了解座談動態，當我倆走到趙河大隊所在的教室旁邊，便聽到一位大隊干部在大聲講話：

　　“同志們，剛才過去那倆人，你們都認得嗎?那個又黑又麻的老男人叫田俊澤，外號田白話;那個年輕的小白臉叫常振田，外號白話田。這倆貨都是筆桿子，成天沒事凈吹牛，就說柏林村生產隊的那個糞堆吧，充其量有280車，可是，他倆大筆一揮300車。難怪大隊干部都說他倆是吹牛大王，白話溜舌，成天就會瞎寫，老愛出個風頭，大隊干部們都說他倆是圣人蛋，沒一個好東西。”

　　我和老田非常委屈，心想，土方的丈量是有水分，這是規律，誰也量不到十分準確，280車和300車有多大區別，你們說的280車就一定準確嗎?

　　為了吸取教訓，在以后的數據統計中和典型報道中，我力求真實，不帶水分，寫一些讓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信得過的通訊報道，不讓一絲一毫的虛假之作去玷污神圣的媒體。

　　追逐自己的文學夢

　　我對純文學的創作要比寫新聞費勁兒得多。長篇小說《東家恩仇記》我用了三年的時間，這三年中還采取的是半日制，因為身體需要，一天只能坐半天，活動半天。

　　多年來，長期伏案寫作，落下了神經衰弱和頸椎的毛病，寫東西時只能控制在四個小時以內，否則就會頭暈惡心、嘔吐不止，甚至臥床不起。為了約束自己，動靜結合，不讓身體出問題，我在所住小區找了一份保潔工的活兒，加強體能鍛煉。上午干完全天的工作，下午坐下來寫作，其效果事半功倍。

　　我之所以說寫小說費勁，是自己的能力有限，由于時代的影響，初中兩年半便遇上大文革，后來，黨組織雖然讓我參加了幾次培訓班，但那只是學習新聞寫作，而寫新聞是一事一議，著筆單調，所以我游刃有余。長篇小說就不一樣了，其中的歷史背景、地方文化、故事敘述、人物對話和肖像描寫、內心變化等等，都要和那一時期歷史相吻合，這就要求作者的知識面要十分廣泛，對社會要有深刻的融入和了解，否則，作品就會蒼白無力。

　　幾十年的辛勤寫作，雖然苦了些，但我心中很甜蜜，除了那幾十本榮譽證書之外，有兩件事讓我十分感動。

　　1999年底，彭橋鎮黨委政府為了方便我采訪，一次性獎勵我現金4000元，讓我買輛摩托車出行采訪。2000年元旦，我第一次騎摩托車下鄉，對此，我十分感謝黨和政府的關懷。

　　2018年春，家鄉村黨支部書記井自貴同志打電話給我，請我回去主持兩委換屆選舉，我立刻返鄉。黨的關懷，領導的尊敬，是我創作的巨大動力，它像一種充滿活力的新能源，促使我不斷進取。因此，我決心在有生之年，多出作品，歌頌偉大的黨，歌頌勤勞的人民，歌頌美好的時代，歌頌一切真善美，讓我的夕陽時光更加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