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已經離開我們33年了，我卻時時懷念起父親。

　　我的父親叫張同殿，我叫他伯。父親是他們三兄弟中的老大，按農村的規矩，老大老二的子女一律稱老大為伯，稱老二為爹，稱老三則為大。

　　我伯生于1921年，因是家中老大，早早就接過家中的各種活計，挑起了生活的重擔，不僅要干家里的農活，還要照顧寡居的姑姑和我的兩個表哥，因為勤勞，我伯練就了一副好身板，為撐起家庭的門面，全家節衣縮食供我爹(即二叔)上了私塾，對此，我伯無怨無悔。有人就此事挑唆，他總大度地說，老二上學讀書關緊，少干點活是應該的，既然老天安排我當了老大，我認了，多干點重活又累不死人。

　　我伯不僅干活不惜力，遇到危險的活甚至不惜命。大躍進那幾年，在各塊地里挖土井，土井筒未砌磚而又臨近挖出泉眼出水時，在井下是最危險的，而我伯挖每口井總是下井的人。親近的人事后埋怨他就不會跟別人學學，叫他不要每次都沖在第一線。他說，咱腿腳利索，有經驗，別人不行。村里夯土筑墻，墻低時夯土最累，他掄杵，墻高時扔土最出力，他拿锨。有人勸他別總揀最累的活干，他總笑笑說，沒啥，俗話說氣力是奴才，歇歇就回來。

　　在大集體的時候，有兩樣活是大多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一樣是炕煙，一樣是當掌鞭的(即養牛使牛的飼養員)。這兩樣活我伯一樣也沒拉下，他不光干了，還樣樣干得出色，受到人們的稱道，炕煙時做炕煙匠，煙炕完了繼續當掌鞭的。

　　六七十年代種煙是集體的主要收入，炕煙需要連夜照看，上煙出煙都是最苦最累的活。我伯照看的炕煙樓，每次出的煙葉，顏色都很鮮亮，賣到煙站至少比別的高出一兩個等級。原因在于，上煙時他總要根據青煙葉的成色決定在炕煙樓中的位置，開炕時總要多次進去調整棚架的稀稠，調換煙桿，那些年炕煙時溫度濕度調整主要靠經驗，他就是憑著不怕吃苦流汗，積累了大量經驗，掌握了相應的調控措施，保證了煙的質量。

　　我伯當過十幾年的掌鞭的，其中有近十年是生產隊的飼養組長。他所在的牛屋，牛糞及時出，碎土隨時墊，收拾得最干凈，人們空閑時總想到他的牛屋里談天歇晌。他鍘的草最細，料拌得最勻，有時候他還會抽空到溝邊墳頭割上一筐青草，給他的牛“開小灶”，生產隊的四犋牛中數他的那犋牛喂得最肥最壯。在用拖拉機接親前的許多年，接親要用牛車或馬車，隊里當時沒有馬，當然要挑選最壯實的牛，于是，每次有接親總少不了我伯出場。他將牛身刷得干干凈凈，掛上銅鈴鐺，牛頭掛上紅花，車上扎上彩棚。他一身干凈的土布衣衫，絡腮胡子的臉刮得烏青，有時還扎上青色戰帶，顯得格外精神。每次接親回來，他總會受到功臣似的抬舉，是我伯最得意的時候，也有鄰村的人看上了這架牛車，來求生產隊隊長、會計說情，少不了也得幫忙。閑談時總會扯到全村有多少家的新人都是他趕車接來的，每每說起這些話，我伯總充滿了自豪。

　　還有更開心的時候，是生產隊每年一次的分紅。那時生產隊的工分最多的一次一分能頂到五分錢，我們家的工分多，扣除糧食等折合款項，加上給別人抵了些帳，還分到了好幾百塊現金，那時開支不大，人們很容易滿足。

　　我考上縣重點初中那一年，我伯又得意了一次。我領到通知書的時候，他見人就說，我兒子考上四中了。那一年，四中招初一新生不滿200人，后來他不止一次挑著糧食到糧庫給我換糧票，挑著紅薯徒步30里到學校，他遇見人總要自豪地介紹，給兒子送吃的去。

　　改革春風吹到鄉村的年代，第一年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我伯第一次喂上了屬于自家的牛，第一次能夠在春季吃上花卷饃。我清楚地記得他吃饃的情景，他把我娘專門給他烙的死面片饃澆上辣子蒜汁，疊起來大口地吃，那香甜，那獲得感，那得勁勁兒，至今仍歷歷在目。他享受過的幸福生活太少了，他終其一生未穿過一件買來的成衣，沒騎過一把屬于自家的自行車，沒在自己家看過一眼電視。

　　因為常年熬夜，需要用吸煙打發長夜的寂寞，久而久之，我伯患上了老寒吼。進入八十年代，每當天氣變化，他總要抱著床腿大口大口地喘粗氣，那情景讓人心疼。經診斷他得的是肺心病，治氣管炎影響心臟病，治心臟病又會加重氣管炎。好在當時縣醫院的醫生摸索出了一種平衡治療的辦法，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續了到了1986年。

　　我的父親作為一個本分的農民，和大多數農民一樣是平凡的。他的一生又是短暫的，卻又經歷了戰亂、災荒和三座大山壓迫的苦難，經歷了解放初期和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物資短缺，到了豐衣足食的年代，卻沒享受幸福的生活。父親的人格是值得敬仰的，雖然他的事跡和名字并不為許多人知道。

　　他雖然沒有文化，但他勤勞善良、吃苦耐勞、無私無畏的品格，一直在我們當地流傳，父親的言傳身教也一直影響著我，我在4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以父親為榜樣，竭盡全力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和一切有意義的事兒，成為受人尊敬的特級教師和業余文化工作者，我永遠忘不了我是農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懷念我的父親，我的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