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州網訊 （一）

    1977年夏末，一個消息在鄧縣一高中七七屆的同學中不脛而走：“三小”女生――“小不拉子兒”、小侄女、小李萍要下鄉當知青了！聽到此消息的好多同學說：“長的還沒有鋤頭高，還想當知青哩！下鄉了，是她扛鋤頭，還是鋤頭扛她?！?BR>
    本人李萍，1977年高中畢業，時年正值十六歲花季，但不長個。十六歲了別人只把我看成十三、四歲，被同學們稱為“三小”女生。第一?。簹q數小。我們這一屆學生，是1968年“四集體”時幾屆歸于一屆的學生，所以同學中的年齡參差不齊。大的有56年出生的，小的61年出生的，我就是我們這一屆年齡最小的，故昵稱“小李萍”。第二?。簜€子小。不知咋回事，小時候不長個，從一年級到高中，我的理想就是不再坐第一排，可一直堅持到高中畢業，我的理想也沒有實現，因此得號“小不點兒”。第三?。狠叿菪?。從一年級到高中畢業，我父親最小的弟弟――大我七個月的小叔，一直和我一個班，因此，班里的那些調皮搗蛋的男同學，總愛與我小叔稱兄道弟，然后對我就直呼小侄女了。別說同學們擔心我下鄉不行，就連我奶奶對我下鄉也堅決反對，吵我父親說：“這么小，吃飯不知道饑飽，睡瞌睡不知道顛倒，你讓她獨立生活可咋辦？”父母也多次與我商量，讓我留城，因為那時有政策，不管你兄弟姐妹幾個，只有一個可以留城待業，然后可以分配到集體所有制單位上班?？蓮男⌒臍忸H高的我總想下鄉當知青，因為只有當了知青，接受了貧下中農再教育，我才有回城考全民所有制職工的資格，所以，不管家人和同學們如何勸說，人小鬼大的我主意已定，堅決下鄉，然后回來考全民工。

    1977年秋季的一天，鄧縣白落公社知青辦主任趙竹林，帶著幾個知青落戶大隊的大隊干部，趕著馬車來接我們來了。當我的行李裝上馬車，走出家門的一霎那，平時豪言壯語、滿不在乎的我，眼淚竟唰涮橫流，怎么忍都忍不住，不爭氣的眼淚??！十六年來，那是我最傷心的一次哭。是??！十六年來不曾離開過家，當今天真正離開了，那份不舍，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才會懂！但從小倔強的我，不愿意讓家人看到我的眼淚，頭也不回的跟著馬車一路哭出了城，來到了我落戶的地方――白落公社唐棚大隊第八生產隊。

    下午四點多，當我來到了生產隊給我安置的房子里時，我懵了。這是一間土瓦房，是村里一個單身漢被大隊安排到鐵路上作義務護路工而留下的一間房。地上高低不平，墻壁黑糊糊的，怎么看怎么像個小廟。那時候農村沒有電，到了晚上，聽著生產隊派來和我作伴大姐的鼾聲，伴著昏暗的煤油燈，聽著老鼠的吱叫聲，我無論如何也睡不著。平時不咋下鄉，農村人過的這種生活，對我這個城里生、城里長的人來說，確實是一種震撼！想了一夜，既然來了，就要堅持這樣的生活。第二天，我去大隊衛生所找來一捆舊報紙，先把墻壁糊上，然后又找到村里幾個小孩子幫忙把房間地面鏟平，又把門前打掃了一番，終于有了家的氣氛。后來，我的門口就成了鄉鄰們的飯場，鄰居小孩兒放學后，我的房間就成了他們的聚集地，每天的歡聲笑語，甚是熱鬧。那時，雖然我個子小，但我的勞動熱情還是蠻高漲的，摘棉花，村里的大娘、大姐們，還沒有我摘的多；掰玉米，她們還沒有我掰的快；往地里送土肥，駕不了轅我就出捎，那些大叔大娘們總心疼我小，苦活累活盡量不讓我干，但是我總會默默地干一些我力所能及的活。

    那時候農村的生活異常艱苦，人們的基本口糧是以紅薯為主，每人每年麥子分配也就是六、七十斤，這些細糧只有逢年過節人們才舍得拿出去吃，平時都是紅薯、玉米糝，平時想吃頓面條也是那種黃豆、紅薯干磨成的那種“豆攪面”搟成的。我落戶的生產隊當時對我非常照顧，生產隊里有個倉庫，隊長告訴保管員，除了麥子之外，紅薯、紅薯干、玉米、黃豆這些粗糧我需要可以直接到倉庫拿，從此我就過上了煮紅薯，蒸紅薯，燒紅薯，玉米糝餅，豆攪面條的幸福生活。乃至一年后，一米五幾的我，一下子躥到了一米七，還胖了二、三十斤，同學們見我變成這樣，戲稱我是紅薯吃多了，長了紅薯膘?，“小不點兒”變“大冬瓜”了。

    實話說，下鄉插隊的那天晚上，我曾有過想逃回城的想法，但通過幾個月與農民的共同勞動和接觸，鄉親們的那份樸實深深的感染了我。論工作、他們最苦，論生活標準、他們最低，可他們從無怨言，每天樂呵呵的戰斗在天間地頭。

（二）

    最難忘是在我下鄉不久后的秋末冬初，一場痢疾把我撂倒了。發燒、肚子疼折磨的我很難受，那時候，交通、通訊都不發達，我睡在床上，思念著父母親人，眼淚止不住的流了下來。晚飯時，孩子們放學來我這里玩時發現了我的病情，回去告訴了他們的家長。不一會兒，鄰居大姐給我買回了止痢疾藥，劉嬸又給我端來了雞蛋面疙瘩。在有病的幾天里，鄉親們輪換照顧著我。這一頓是唐嬸的手搟面，另一頓是大嫂的炒面糊糊，幾天里，她們把平時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東西，送給我這個和她們沒有一點血緣關系的人，確實讓我感受到了鄉親們的樸實與善良。

    年底的一天，大隊支書唐家煥通知我到大隊部，說學校教初中數學的王體蘭老師，同時還擔著全校的音樂課，現在講究教學質量了，學校領導想讓王老師專教初中數學，這樣學校就缺一個音樂老師，考慮到我父母都是戲曲演員，我應該能勝任這份工作，征求我意見，問我想不想到學校去。當時我表態：知青戰士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田間勞動我掙工分，來到學校掙的還是工分。就這樣，插隊勞動半年后，我又成了一名孩子王。

    1978年春季，我成了白落公社唐棚學校的一名民辦教師，負責教一至五年級的音樂和三年級的數學課。每個星期十節音樂課好辦，領著學生唱唱歌，識識簡譜，可數學是一門主課，教學一定要認真，不能誤人子弟。于是我認真備課，去鄰校聽老教師講課，每次公社教革組統考，我的教課成績總是前幾名，讓那些擔心我年輕，貪玩兒，怕我誤人子弟者徹底放了心。轉眼到了秋天，新學期開學后，學校在我原來擔課的基礎上，又給我加了個三年級班主任，這樣我就更忙了。在與學生們相處期間，我發現了學生們眼神里的那種游離、漂忽與不淡定。于是，我就和我的學生們交朋友，一逢體育課下雨，我就在教室里給孩子們講古今中外故事，激勵學生們的學習熱情。每天下午最后一節是課外活動，我帶著我的學生們到操場上作游戲，搞集體活動。這樣，一來培養了學生們的集體凝聚力，二來也鍛煉了學生們與人接觸的能力，三來大大提高了學生對我所教科目的學習熱情。就這樣，我和我的好多學生成了朋友，以至到了2001年，在我離開學校二十多年后，我的學生劉湘忠（南陽市食品藥品監管局副局長）還在通過鄧州市食品藥品監管局楊廷玉局長尋找并拜訪我。

    1980年底，通過招工考試，我考入到鄧縣醫藥局，成為一名全民工。當我離開我曾經生活了三年的地方――白落公社唐棚村時，好多老鄉、好多我的學生來為我送行。再見了！鄉親們！再見了！我的學生們！即便我踏上了工作崗位，開始新的征程，但我不會忘記你們對我的培養和照顧，我會經?；貋砜赐銈兊?。那一天，我帶著對鄉親和我的學生們的戀戀不舍，一步三回頭的哭到了家，真正做到了哭著來又哭著走。

    這段知青歲月至今已快四十年了，每當回憶起這段歷史，我都心存感激。感激那段日子讓我知道了什么叫苦，讓我知道了中國農民的偉大，了解了他們的樸實與善良，佩服他們干著最累的農活，享受著最低生活待遇的那種無怨無悔精神，洗滌了我這個城市女孩自身的驕與嬌，鍛煉出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苦難能克服，遇到困難能解決的能力。到了1989年我28歲時，在單位創下了一個最、一個一，即：全公司最年輕的醫藥批發站站長，四個獨立核算批發站唯一的女站長，我感到，我的這些成績與我當年倍受鍛煉的知青生涯是絕對分不開的。

    （李萍，1961年出生，現為鄧州市醫藥公司退休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