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蘊玉,1919年生于鄧縣(今鄧州市)構林鎮。1937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犧盟會晉東南分會鋤奸部部長,中共昔陽、左權縣委書記,中共太行五地委婦女部部長,中共中央華北局婦委第一副書記。建國后,歷任北京市民主婦女聯合會副主任、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駐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書記、國際民主婦聯副主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局委員、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長,是中共八大代表,中紀委委員,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人們稱楊蘊玉為“大楊”,這個稱呼從太行山叫到北京,從全國婦聯叫到教育部,周恩來也親切地這樣稱呼她,這個看似平凡的稱呼,濃縮了楊蘊玉平凡而偉大的人格魅力,她是鄧州的驕子,是全國人民的“大楊”,今天,就讓我們一起從“大楊”的點滴家事中感受一脈相承的紅色家風。
“你們不能忘了左權縣的奶爹奶娘,沒有他們就沒有你們。”
楊蘊玉一共生育了六個孩子,在抗日戰爭時期,她歷任左權縣縣委副書記、書記,帶領大家與敵人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分別于1940年、1942年和1943年生下了大兒子、大女兒和二女兒。生下大兒子奶詳(奶娘家是祥字輩,故取名奶祥)僅僅七天之后,楊蘊玉就開始了反掃蕩工作,離開了媽媽的兒子沒有奶吃,只好在當地的農村給孩子找奶娘。在那個極其惡劣的生存環境下,幼小的孩子輾轉流離,幾次死里逃生,撿回了一條性命。后來,大兒子的奶爹在解放后去了合肥,病危的時候,奶娘給楊蘊玉的大兒子奶詳發了一份電報。當時,奶詳在北京上學,楊蘊玉立刻讓兒子坐車到合肥為奶爹送終。
大女兒出生的時候,由于反掃蕩形勢更為嚴峻,生活條件異常困苦,沒有滿月的大女兒身上潰爛,身上竟然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膚,導致她一輩子被嚴重的皮膚病困擾。楊蘊玉把心愛的女兒寄養在左權縣的奶娘家撫養,后來等到大女兒結完婚,還一直與這位奶娘保持聯系,大女兒每月都給奶娘家寄錢,一直到大女兒去世。等到二女兒出生的時候,戰爭形勢有了好轉,正在縣里進行民兵大檢閱的楊蘊玉含淚將喂了5天奶的二女兒送給當地一家村里的支部書記領養,解放后,二女兒一直與奶娘家聯系,她總是抽時間去奶娘家看望,奶娘有眼疾,二女兒經常給奶娘買眼藥寄到家里治病。
這三個孩子都是在左權縣生的,由于戰爭形勢復雜多變,三個孩子一共找了五個奶娘喂養。楊蘊玉經常給他的孩子們說:“是共產黨養育了你們,你們是媽生了你們,但是你們能夠長大,是左權縣奶娘的功勞,你們不能忘了左權縣的奶爹奶娘,沒有他們就沒有你們。”
“為革命可以犧牲一切,連命都可以犧牲,那么家庭利益怎么也得服從工作利益。”
“人家的孩子是養出來的,我家的孩子是扔出來的。”楊蘊玉總是忙于工作,經常不在家,她家的六個孩子從小不是被老鄉撫養,就是送到哺乳室,或者是全托幼兒園和寄宿學校。她說,既然當初在黨旗下宣誓,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犧牲一切乃至生命,那么家庭利益當然要服從工作利益。
如今,楊蘊玉經常感慨地說:“我年輕的時候,是孩子找不到媽,見不著媽,到我老了以后,是媽見不到孩子……”
楊蘊玉和家人聚少散多,繁忙的工作常常使得她在家的時間很少,幾乎給孩子們說不上幾句話,但是他們經常用書信來往,傳遞親情,優良的家風家訓在每個孩子的心中潛移默化著、氤氳著、升華著。在楊蘊玉第二次去德國柏林民主婦聯工作期間,她的小兒子在學?;忌现馗忻昂托杉t熱,反復多次后竟落下了慢性支氣管炎以及哮喘,小兒子落下的哮喘病根讓楊蘊玉心痛不已,成為心中永久的遺憾。
楊蘊玉的三女兒是一名中學教師,她在《媽媽,我親愛的媽媽》一文中這樣寫道:“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想起了自己媽媽,她年輕的時候,將自己可愛的寶寶一個個送到奶媽家的時候,她堅強的心里,該飽含多少惦念的淚水……我覺得自己更深切地體會到什么叫奉獻……”
楊蘊玉的小女兒是這樣理解她的媽媽的:“嚴慈”是人們形容父母教育孩子的不同方式或者角色的分工,母親一輩子嚴守自己入黨誓言,至公無私,舍小家,為大家,我為有這樣一位母親感到自豪……
“要艱苦樸素,不要有干部子弟的優越感。”
楊蘊玉長期保持著勤儉節約的作風,就在物質豐富的今天,她依然保持著過“窮日子”的習慣,毛巾用舊了,沒有毛了,還是舍不得換新的。
在楊蘊玉88歲那年,她的身體健康出現了問題,組織上給她配了專車,如果不是身體原因,她從不坐專車,就連孩子們去給父親掃墓,都是自己掏錢租車去,絕不使用她的專車。
楊蘊玉不僅對自己嚴格要求,對于子女和后輩們,她也經常告誡道:“你們要艱苦樸素,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任何優越感。”在她幾個孩子的記憶里,無論男孩女孩從小到大都穿著帶補丁的衣服,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一定給弟弟妹妹穿。后來,楊蘊玉的大兒子高中畢業當上工人,廠里發了新工作服,他也要補上兩塊補丁,說只有這樣才感到自在。
楊蘊玉經常教育子女說,你們要自食其力,不要想著沾父母的光,我也絕對不會用手中的權力為你們謀福利。大女兒是外交學院66屆畢業生,本可以被國家體委錄取,后因父母文革被打倒,政審不合格,被分配到寧夏石嘴山一個冶金化工廠工作;三女兒是北京師范大學70屆畢業生,也因父母問題被分配到遼寧阜新煤礦子弟學校教書;大兒子無奈,只得選擇了去內蒙古插隊。
文革后期,楊蘊玉被上級有關部門批準回到了北京,但在子女的安排問題上,她卻堅守“不開后門,不走路子”。她說,一輩子沒有向上級為個人利益要過什么,對孩子們的事也不例外。這么多年過去了,六個孩子毫無怨言,至今還有三個孩子沒有回到北京,回到她的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