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長江局與全民族抗日戰爭

中共中央長江局是抗日戰爭初期黨中央設在全國抗日運動中心武漢的秘密領導機關，對內統一領導南中國各省黨的工作，推動國統區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對外則以中共代表團的名義，代表中共中央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同各黨各派各軍各界人士廣泛接觸，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黨中央領導下，長江局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加強國共合作，推動國民黨走向全面持久抗戰，廣泛團結國民黨內主戰派、地方實力派、中間黨派和各界人士，共商國是，開創了全國團結抗戰新局面;長江局積極發展抗戰文化事業，出版發行《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大力宣傳全面抗戰路線，動員和組織南方各省普遍建立抗日救亡群眾團體，領導國統區人民開展以武漢為中心的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形成了由武漢向整個國統區輻射的全國抗日救亡群眾運動中心;迅速重建南方各省的黨組織，加強對地方黨的領導，訓練和培養了一大批干部，使國統區中共的力量獲得歷史性的大發展，從而推動黨和紅軍由根據地走向全國發展戰略的實現。

一、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積極推動促進國共合作，鞏固和發展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創黨的統戰工作嶄新局面。

全國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面對寇深禍亟，民族災難日重的緊迫時局，派出5位中央政治局委員進駐武漢，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和中共代表團，繼續與國民黨就國共合作具體事宜進行談判，加強溝通與協商，密切國共合作，共赴國難。王明發表《中共中央對時局宣言》，進一步表明中共真誠與國民黨團結合作共同抗日的愿望。中共代表團與各方人士開誠接談，獲得各方同情,為促進國民黨繼續抗戰發揮積極作用。武漢談判歷經風風雨雨，艱苦異常，長江局和中共代表團高舉全面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以高超的政治藝術，堅持團結與斗爭的原則，既保持了與國民黨良好的合作關系，又批評、勸阻和反對國民黨損壞兩黨關系和危害抗戰的行為，并從大局出發，采取靈活、求實的態度，作出了必要的妥協和讓步，為八路軍新四軍盡力爭取了抗戰的相當數量經費和一些武器，更重要的是積極推動國民黨進步，鞏固了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維護了國共兩黨較好的合作抗戰局面。

武漢談判中，周恩來在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基礎上，起草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綱領》，提交國民黨當局。隨后，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以多種方式向國民黨提出建議和方案，影響、推動和督促國民黨改變政策，組織動員全國民眾，實現全面抗戰。在長江局的支持贊助下，國民黨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頒布了具有進步意義的《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積極推動促成了國民參政會第一屆一次會議在武漢召開。毛澤東、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鄧穎超等7名中共參政員聯名提出了《我們對于國民參政會的意見》，肯定參政會的產生標志著“我國政治生活向著民主制度的一個進步”，表示“將以最積極、最熱忱、最誠摯的態度去參加國民參政會的工作”。毛澤東還為國民參政會發出專電，提出了“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的重要建議。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的發布和國民參政會的設立，表現了抗戰初期中國政治一些方面的進步和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對于團結全國人民、推進政治民主、堅持持久戰、爭取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起到了積極作用。大會期間和會后，周恩來、何克全、李克農、羅炳輝等和中共參政員一起，同各黨各派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廣泛接觸，開展統戰工作，提高了中共在各黨派和廣大人民心目中的信譽和威望，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武漢，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成為外界了解中共和中共廣泛聯系各界的一個窗口。長江局主要領導人與各黨各派各界知名人士一直保持著友好關系，并深受他們的敬重，這對開展統戰工作是非常有利的條件。周恩來、董必武等經常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知名人士座談，各黨各派各界知名人士也常到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大家開誠相見，聚商國是。通過這種經常的開誠交談，中共領導人不僅向他們介紹國共談判情況，分析政治形勢，而且聽取他們對時局的意見。代表團成員對一切朋友實行熱情真誠、關懷愛護、耐心謙和、循循善誘、民主協商、以理服人、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和民主作風，使各黨各派各界人士增進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為他們中很多人以后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打下基礎。

長江局不僅特別重視“國際宣傳及華僑運動的中心地區”香港，成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專門負責海外華僑和國際友好人士的統戰工作，派廖承志、潘漢年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而且充分利用南京失陷后各國駐華使節遷到武漢的特殊優勢，專門成立國際宣傳委員會，發展國際反法西斯侵略統一戰線，與英美法等國的外交使節頻繁接觸，與外國記者建立友好聯系，熱情接待國際友好團體和援華工作的外國友人，贊揚他們的國際主義精神。國際友好人士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白求恩、愛德華、伊文思、艾黎、愛波斯坦、卡爾遜等，都為中國抗戰提供了重要幫助。長江局通過他們使國際社會了解中國及中共抗戰主張，了解八路軍、新四軍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行動，改變了中共過去除蘇聯以外，與國際社會基本隔絕的狀態，促進了各國人民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為黨的外事工作開辟了新戰線。

二、宣傳和貫徹全面抗戰路線，發展抗戰文化事業，領導國統區人民開展以武漢為中心的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

《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是長江局領導下進行抗戰文化宣傳的橋頭堡。作為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行的中共機關報刊，始終高擎團結抗戰的大旗，堅持民主進步精神，積極宣傳和貫徹全面抗戰路線，不僅大力報道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戰的事跡，介紹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尤其是陜甘寧邊區和晉察冀根據地各方面的情況和經驗，打破國民黨頑固派對于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力量的新聞封鎖，而且積極報道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用鮮血贏得的戰績，鼓舞官兵們的抗戰信心?！缎氯A日報》和《群眾》經常發表中共中央和長江局領導人以及八路軍新四軍高級指揮員的談話與文章，刊登黨的決定和指示，向全國人民闡明中共對于重大事件的立場和態度，直接指導各地黨組織開展工作，發揮著抗戰號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在中共的領導或影響下，一大批抗日救亡報刊雨后春筍般創刊，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同樣發揮了廣泛宣傳動員群眾的作用。

長江局高度重視群眾工作，成立民運部、青年工作委員會、婦女工作委員會等機構，負責發動各界群眾投入救亡運動之中。很多重要救亡團體都是在長江局及其工、青、婦委直接推動下成立的，董必武支持成立的青年救國團，周恩來指導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及聯合朱學范組成的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籌備會，鄧穎超參加建立的兒童保育會和改組后的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等，都是影響很大的團體。長江局還領導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代表大會。廣東、江西等南方各省紛紛成立抗日先鋒隊、抗戰服務團等影響較大的救亡團體。長江局通過這些團體，團結爭取廣大基本群眾，形成了浩浩蕩蕩的抗日救亡大軍。

由周恩來領導、郭沫若任廳長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成立，更使許多群眾活動得以公開地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推動成千上萬的救亡大軍匯成洪流。第三廳延攬各方面的名流賢士，組建三處九科，僅辦公機關就薈萃名流300人。歸屬第三廳管轄的還有4個抗敵宣傳隊、10個抗敵演劇隊、1個孩子劇團、1個漫畫宣傳隊、1個電影制片廠、5個電影放映隊，總人數達3500人。在抗日救亡運動和抗戰文藝運動中發揮了巨大的組織領導作用，成為國統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戰斗堡壘。

為了配合抗戰，長江局主辦了各類宣傳、聲援活動，通過開展國際反侵略運動宣傳周、第二期抗戰擴大宣傳周、“七七”獻金運動、抗戰節約宣傳周、“八一三”獻金、征求慰問信三十萬封運動等，廣泛深入地開展抗日救亡工作，掀起以武漢為中心輻射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高潮，喚起民族覺醒，振奮民族精神，激發愛國熱情，動員了千百萬群眾加入抗日救國的洪流中。

三、迅速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加強對地方黨的領導，訓練和培養一大批干部，使國統區中共的力量獲得歷史性大發展。

長江局一成立，便立即恢復和發展南部中國各省黨的組織，發出“大量發展黨員，不要搞關門主義”的指示，并向各省分別提出具體要求。通過有效措施和不懈努力，長江局在13個省組建了省委、省工委、地區黨委、省級特委和特別區(市)黨委，并且廣泛地建立健全了遍布南方各地的縣委與基層支部，許多省區成數倍、數十倍地發展了黨員。到1938年9月左右，黨員人數已發展到62000人以上(軍隊中的黨員未計算在內)，占當時全國黨員總數(25萬)的27%以上。國民黨湖北統治區黨的組織由基本被破壞、黨員人數極少，到1938年10月，經過迅速恢復重建和發展，黨員人數達到3460余人(含送到外省的480余人)，湖南省黨員由800余人發展到3500余人，增加了3倍多。長江局較好地實施了黨的力量向南方擴展的戰略目標，使中共成為領導全民族抗戰的核心。長江局招生委員會從武漢向延安抗大、陜北公學輸送了數以千計的知識青年，經過培養鍛煉，其中大部分人成為中共黨員和抗戰的中堅力量。

長江局還積極慎重地清理、恢復舊關系，對原有組織和一度與黨失去聯系的黨員，進行嚴格考察和篩選，清除異己分子混入黨內，審慎恢復了許多人的黨籍，挽救保存了這部分抗日和革命的力量，為黨組織大發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礎。同時，為保證黨員隊伍的良好素質，長江局堅持發展與教育并重，舉辦多期黨員訓練班，對黨員進行馬列主義和黨的建設的教育。在武漢，周恩來、董必武等親自為黨員訓練班授課或作報告，重點講授抗戰形勢、黨的建設、統一戰線、游擊戰爭等內容，學員大都是省委、特委、縣委干部。鄂豫兩個省委分別在鄂東七里坪、鄂中湯池、豫南竹溝等地舉辦黨訓班、干訓班等，培養出數千名青年。這些學員后來成為鄂豫皖魯敵后游擊戰爭的骨干力量和新四軍第二、第四、第五師的重要干部來源?；謴秃桶l展南方的黨組織，為中共在國統區的工作奠定了組織基礎。

四、積極推動和配合友軍作戰，組建新四軍，東進開辟華中敵后戰場，與國民黨軍隊相配合堅持抗戰。

抗戰初期，中國軍隊雖頑強抵抗，但節節失利，一部分人產生了“亡國”的失敗情緒和“速勝”的急躁情緒。在這場空前殘酷和復雜的戰爭中，選擇什么樣的抗戰道路，成為抗戰能否取得勝利的根本問題。

長江局積極宣傳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游擊戰爭思想，密切國共軍事合作，推動和配合友軍作戰。在武漢，周恩來同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國民黨中的主戰派多次接觸，周恩來親自向白崇禧介紹《論持久戰》，白崇禧將這部著作的精華概括為“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并向蔣介石極力推薦。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下令全軍，把這兩句話作為抗戰時期全軍的最高戰略方針。長江局向國民黨建議積極展開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3月徐州會戰時，李宗仁、白崇禧就接受了周恩來“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為輔”的建議，取得了臺兒莊大捷。武漢會戰中，長江局傾全力投入到抗日戰爭中最大的戰役中，在《新華日報》發表《保衛大武漢》的社論，首次提出“保衛大武漢”口號，強調保衛大武漢對整個抗戰“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號召全民動員保衛武漢。社論發表不久，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發《抗戰一周年宣傳大綱》，采納了“保衛大武漢”的口號，使“保衛大武漢”的吼聲在抗戰烽火中響徹大江南北。武漢會戰中，長江局和中共代表團向國民黨提出對日作戰實施正面陣地戰、側面和背面運動戰、遠后方游擊戰相結合，將武漢保衛戰的重心置于武漢外圍，對參戰部隊實施內外線配置，防御重點置于江南等軍事建議。國民黨有所采納，武漢外圍戰中幾個打得較好的戰例就與中共的軍事指導有關。在政治上，長江局提出保衛武漢并不是死守武漢，而是于野外消滅敵人，要動員一切力量實行全民抗戰。國民黨也有所采納，成立民眾總動員委員會。在長江局領導下，各省黨的組織迅速開展民眾動員組織工作，為充實和發展抗戰力量、爭取抗戰更大勝利發揮了積極作用。

長江局不僅為友軍提供戰略上建議，而且直接為友軍提供戰役上的配合。周恩來指示新四軍張云逸部在津浦線南段配合友軍牽制由南京渡江北上的日軍。八路軍129師386旅等在津浦線北段加強作戰，牽制敵人，華北八路軍在平漢線破壞交通，阻礙敵軍南進。這些行動使友軍減輕了南北壓力，得以集中兵力進行臺兒莊戰役。

長江局積極為國民黨軍隊進行游擊戰爭訓練提供幫助。在其建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