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白昊是中共早期的優秀黨員，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卓越領袖。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稱許白昊出席了中共二大，不少地方黨史著作也多因襲其說，幾成定論。然細觀其生平履歷，中共二大召開時間里許白昊正領導漢陽鐵廠工人罷工，其中共二大代表身份有待商榷。

一

許白昊，原名許權民，字北塔，筆名許可、白天、復旦、許北浩、許世光、許赤光等，1899年6月9日出生于湖北應城南富水河畔楊灣的一個農民家庭，1922年加人中國共產黨，1928年慘遭國民黨殺害，是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卓越領袖之一。 許白昊家境貧寒，幼年喪失父母，依靠叔父生活。成年后，到武昌求學，曾就讀于武昌甲種工業學校機械科，后因家貧輟學，先到上海一家機器廠做工，后到杭州電機綢緞廠當機修匠。1921年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后，曾吸收其參加工作。同年冬，作為中華勞動組合書記部及勞動組織研究會的工界代表，被推舉參加在蘇聯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各民族團體大會，會后加人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1922年5月，許白昊出席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6月，被黨派到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工作，領導漢陽鐵廠工人大罷工，罷工勝利后，由群眾推選為廠工會委員長，此后，許白昊在漢陽培養、介紹數名工人積極分子入黨，并于1922年冬成立了漢陽地區的第一個黨組織——中共漢陽組。10月，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成立，許白昊當選為秘書主任。1923年1月，許白昊又被當選為省工團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2月1日，參加在鄭州舉行的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二七慘案后，武漢的所有工會均遭封閉，許白昊不顧當局的懸賞通緝，仍留在武漢堅持斗爭，擔任中共武漢區委委員兼秘書，積極整頓、恢復秘密工會，不斷引導工人作斗爭。 1924年春，許白昊任中共漢口地委委員，5月，地委機關遭破壞時被捕，被吳佩孚押解到洛陽親自審問并判處10年監禁。數月后，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吳佩孚失敗，許白昊出獄并再次到武漢工作。1925年11月以后，歷任中共武漢地委、湖北地委委員兼工委書記，并參加領導漢口人力車工人、英美煙廠工人、電廠工人、火柴廠工人的經濟罷工，將已被分裂和架空的省工團聯合會改組為“武漢工人代表會”，與告密者、工賊進行堅決的斗爭。1926年5月，率武漢工人代表團出席在廣州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 1926年秋，北伐軍攻占武漢后，許白昊歷任湖北全省總工會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兼秘書長、經濟斗爭委員會委員長和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湖北勞資問題臨時委員會委員，為工人群眾爭取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而努力工作。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上，許白昊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大革命失敗后，許白昊轉移到上海，任上?？偣瘴瘑T兼秘書長。1928年2月被捕，與陳喬年、鄭覆他一起被殺害于上海龍華郊野。

二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02年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記載，許白昊作為湖北代表出席了中共二大，2011年修訂后的版本也仍采此說。書中指出，參加中共二大的代表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上海代表楊明齋、北京代表羅章龍、山東代表王盡美、湖北代表許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廣州(廣東)代表譚平山、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李震瀛、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施存統等11人，尚有一人無法確定。 而據中共武漢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武漢歷史》所載，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的時間1922年7月16日至23日間，許白昊正在領導漢陽鐵廠罷工，其記載如下： 1922年初，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許白昊等人深入漢陽鋼鐵廠，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7月8日，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和武漢地區其他廠礦和鐵路等單位相繼成立工人俱樂部消息的鼓舞下，漢陽鋼鐵廠工人在許白昊等領導下成立了“漢陽鋼鐵廠工人俱樂部籌備處”，并決定于7月16日舉行正式成立大會。不料漢陽鋼鐵廠當局卻勾結軍隊，突然于15日夜闖進工廠，查抄到俱樂部工人名冊。16日，漢陽鋼鐵廠800多名工人集會成立俱樂部時，廠方勾結軍警，包圍會場，逮捕工人，開除俱樂部職工72人。為維護工人利益，反對資本家壓迫，工人紛紛要求罷工，以示反抗，并推舉成立以許白昊為首的罷工委員會，宣布從23日起，全廠工人舉行大罷工。 根據上文所述，許白昊在7月16日臨危受命，被推舉為罷工的實際領導人，按理講，此時的許白昊應該在漢陽，而無暇去出席遠在上海的中共二大。中共二大的召開時間為1922年7月16日至23日，這一結論得到絕大多數黨史研究者的肯定，并有原始檔案和大量當事人的回憶記錄佐證，當屬無誤。那么，如果按照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一卷本所言許白昊出席了中共二大的話，當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上文中所載的漢陽鐵廠罷工時間有誤，二是許白昊可能在16號以后出席了中共二大。 漢陽鐵廠罷工的時間，據筆者查閱當時跟蹤報導這一事件的上?！睹駠請蟆?，分別有7月16號、7月24號、7月25號和7月26號的跟蹤報導，且報導的事件進展情況與上文的記述基本一致。劉明逵、唐玉良主編的《中國工人運動史》在記載漢陽鐵廠罷工這一歷史事件時，時間也與上文吻合。武漢市漢陽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的《漢陽區志》在記述這一歷史事件時，時間線索亦與上文吻合?？梢?，第一種可能性是不成立的。 許白昊有沒有可能在7月16日以后離開武漢前往上海出席了中共二大呢?筆者覺得也不太可能。據張浩同志的回憶，當時許白昊和林育南參與了漢陽鐵廠罷工的全過程。在張浩同志題為《打死工賊韓老三》的回憶錄中，有以下生動的記載： 當晚風聲大作，長江浪濤洶涌。小筏子隨著浪濤起落，好像時而沉人江底，時而又推到江面，真叫人膽戰心驚。夜深了，還不見他倆回來，我坐著不安，睡呢，又睡不著。我擔憂著他們為狂風巨浪所淹沒，心情真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到了半夜，腳步聲，談笑聲，拍門聲，繼續不斷的來了。我趕快下樓開門?？粗袼茈u似的、生氣勃勃的兩個青年，我如釋重負。湘浦立即笑嘻嘻地告訴我：“今天我們兩個危險極了，同時也好玩極了。我們上筏子不久，風就起來了，筏子只好隨著浪跑。接著雨又來了，筏子在狂風暴雨中隨著巨浪鉆來鉆去，水又流的很快，把我們的筏子打到徐家棚下面去了。船夫劃又劃不動，靠岸又靠不了，我們只得冒險跳上岸來，幫他拉船。白昊跳不遠，險些淹死了呢!” 這是張浩同志回憶林育南和許白昊為應對漢陽鐵廠開除工人前去找項英商討解決方案時的情景。從這段材料可以推知，在工人俱樂部被解散后，許白昊仍然堅守在罷工運動的一線，并沒有前往上海。而且，據張浩同志回憶，在許白昊發現工賊韓老三未能服從罷工指揮而繼續讓大化鐵爐工作時，親自提出了“打死工賊韓老三”的口號，并取得了罷工的最后勝利，為此許白昊贏得了工人中極高的威望?？梢?，許白昊在漢陽鐵廠罷工期間，縣同廣大工人一起并肩戰斗直到勝利的，不太可能中途去出席遠在上海的中共二大。

三

在1928年9月24日項英為許白昊作的《許白昊同志傳略》一文中，簡要記述了許白昊一生中的主要活動，但全篇對許白昊出席中共二大只字未提，只記下了他在1927年5月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項英是許白昊在武漢開展工人運動的親密戰友，兩人并肩戰斗，取得了許多罷工斗爭的勝利。因此，如果許白昊出席中共二大的話，這篇在許白昊去世那年寫成的傳記文章沒有理由只提中共五大而不提二大。 另據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張國燾回憶，出席中共二大的武漢代表是包惠僧。張國燾言：“當時中共黨員的人數是一百二十三人，但這次到會的正式代表卻只有九個人。陳獨秀、李達和我三個上屆的中央委員是當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惠僧是武漢代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統，此外還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記不清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會議的有張太雷、向警予等人。”王健民著的《中國共產黨史稿》中，也稱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為包惠僧。書中言：“民國十一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共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于上海。出席者有陳獨秀、張國燾、高君宇、譚平山、鄧中夏、蔡和森、李達、包惠僧、施存統、張太雷、向警予等。”王健民所言采自《陳公博論文附件四》，和張國燾一樣都屬于回憶性質。時隔多年，回憶史料的可信度可能存在問題，但二者的回憶都透露出一個共同點：出席中共二大的地方代表多為地方黨的負責人，如上海黨組織負責人張太雷，北京黨組織負責人高君宇，湖北黨組織負責人包惠僧，廣州黨組織負責人譚平山等。 出席中共二大的地方代表多為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一說應該是站得住腳的。1921年11月，中央局就已經通知各地黨組織，明年七月召開黨的“二大”。翻閱當時湖北黨組織的負責人包惠僧的回憶錄，基本可以印證這一說。在其回憶錄中，有這樣的記載： 我因常攻擊張國燾小組織，同張國燾摩擦很厲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前，中央有信給我說，武漢的工作重要，叫我不要離開，出席代表可派另一位同志。來信署名“鐘英”，“鐘英”是當時中央的化名，陳獨秀給我的信總是署“仲甫”或“實庵”，一般的通知報告，非陳獨秀親筆信件，都是署鐘英，這樣性質的信照例應該是陳獨秀親筆，所以我接到這封信，就聯想到小組織搗鬼。我不能爭著要去出席，我也不能讓張國燾小組織分子去出席，我就提了項英，多數同志同意，其實項英此時入黨還不到一年。同年約七月中，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在鄭州舉行全路籌備大會。張國燾帶著林育南、許白昊兩同志來出席，我認定林、許是小組織分子，我即利用工人作武器不準林、許出席，當時我以為這是打擊小組織，今天檢討起來這當然是我犯了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 按包惠僧的回憶，當時中央召開二大前是知會了他本人的，但他未能出席，指定了讓項英作為代表出席會議。而當時包惠僧和張國燾是存在摩擦的，并把林育南和許白昊當作張國燾小組織成員。其對許白昊的誤會一直延續到1923年秋，當時包惠僧再次被派到武漢改組區委會，其言：“在區委會創組的過程中同張國燾小組織發生了不少的摩擦，結果是我當選區常委兼委員長，許白昊當選區黨委兼秘書，許白昊是有小組織色彩的，這樣的配合，是項英居中調和的結果。我同許白昊一起工作，一起生活，還算處的不錯。”循著這個思路往下推，如果當時讓他推薦其他同志去參加中共二大的話，應該不會推薦許白昊。

四

根據上文所述，在湖北黨組織收到將召開中共二大的通知時，作為黨組織負責人的包惠僧推薦項英出席了二大可能更通情理。那么，許白昊是否出席了中共二大這個問題的考證還要從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所依據的文獻材料著手。這個有許白昊的名單源于《關于我們黨的組織問題(補充報告)》(1922年12月9日)和中共六大《中共歷次大會代表和黨員數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蛾P于我們黨的組織問題(補充報告)》是1922年12月9日出席共產國際四大的中共代表團向共產國際提交的，報告稱1922年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來自七個地區(上海、北京、山東、湖北、湖南、廣州)七個代表，每個地區各一人，但沒有點名代表的具體姓名?！吨泄矚v次大會代表和黨員數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是1928年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整理出的一份關于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的代表名單，據這份名單記載，出席二大的代表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毛澤東、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共12人。”這兩份材料因為距中共二大召開時間相對較近，成為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確定中共二大代表的原始依據。 由于這個名單是中共二大召開六年后出席中共六大代表整理出來的，其權威性固然不容小覷，但也有明顯的失誤。比如，毛澤東并沒有出席黨的二大，這在黨史學界幾乎成為公論，而名單中毛澤東赫然在列。另外，根據這個名單，楊明齋、羅章龍等當時并不是當地黨組織的負責人，雖然也存在地方黨的負責人因具體事務無暇抽身而推薦其他同志參加的可能性，但不免也讓人產生疑惑。 除這份名單外，能夠直接支撐許白昊出席中共二大的旁證就是李達的回憶。在回憶中共二大時，李達說：“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不是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而是由陳獨秀、張國燾指定從莫斯科(參加遠東會議后)回國的是那省的人就作為那省的代表。”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亦言：“我回國以后，曾將這些成就報告中共中央，并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納。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日所發表的時局主張和七月間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就是根據這次大會的結果所擬具。” 細觀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其中前兩部分“國際帝國主義宰割下的中國”和“中國政治經濟現狀與受壓迫的勞苦群眾”明顯地受到遠東大會的影響。由此可見，中共二大與遠東大會確有關聯，許白昊作為參加過遠東大會的代表出席中共二大似也合乎情理，但這只是推測，缺乏直接的證據。 總之，從筆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許白昊沒有出席中共二大的可能性比較大，當然，這一結論要待日后資料尤其是檔案文獻的日益完善來論證。

原載《武漢黨史》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