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是一座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和光榮革命傳統的英雄城市，在黨的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國共產黨在武漢95年的歷史，是一部武漢黨組織團結帶領武漢人民的探索史、奮斗史和發展史，是黨的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中國革命的轉折點

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和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武漢地區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1920年8月，劉伯垂、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鄭凱卿、包惠僧、趙子健等七人在武昌撫院街(今民主路)97號成立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六個地方組織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得以建立的一塊重要基石。在黨的創立時期，武漢罷工潮波瀾迭起，1923年2月以漢口江岸為中心的京漢鐵路大罷工，是全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加快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國民政府和中共中央機關先后遷到武漢，武漢成為大革命中心。在“赤都”武漢，中央農委書記毛澤東在深入湖南農村進行32天實地考察后，于1927年2月下旬在武昌都府堤41號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給正在興起的農民運動以有力的支持和鼓舞。并在武昌創辦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了800名農運骨干。在黨的領導下，工農運動風起云涌，反帝斗爭波瀾壯闊，武漢人民一舉收回漢口英租界，被譽為中國人民反帝斗爭史上的偉大壯舉。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成為中國革命由高潮走向失敗的轉折點。為了挽救革命危機，中國共產黨于1927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在武漢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等一系列正確原則，選舉產生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會，成立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監察委員會;五大黨章將黨的組織建設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具有里程碑意義。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分共，殘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中國大革命歸于失敗。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三教街41號(現鄱陽街139號)召開緊急會議，作出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重大決策，中國革命從此開始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折。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為會議召開做了大量工作，并因此與毛澤東相識，兩位偉人第一次握手。在武漢，他將自己的名字由鄧希賢改為鄧小平。

在十年腥風血雨的歲月，武漢黨組織和廣大共產黨員，懷著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面對白色恐怖，進行艱苦卓絕的英勇斗爭。黨組織屢破屢建，一批黨員倒下去，一批黨員接上來，前仆后繼，英勇奮戰。向警予、夏明翰、鄧雅聲、唐鑒、魏人鏡等無數烈士的鮮血染紅了江城大地，留下了“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的千古絕唱。武漢周邊農村黨組織積極開展武裝斗爭，建立革命根據地。特別是在黃陂組建的工農革命軍第七軍，成為后來紅四方面軍的源頭。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長江局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在武漢成立，武漢成為抗戰初期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重要舞臺。長江局領導南部中國黨的工作，大力發展黨組織;組建新四軍軍部，發動華中地區抗日游擊戰爭;開展廣泛的統一戰線，掀起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積極配合武漢會戰，實現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階段向戰略相持階段的轉變。周邊農村黨組織廣泛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配合新五師形成對武漢日軍的戰略包圍。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武漢周邊各根據地黨組織和人民群眾支援中原軍區部隊成功舉行中原突圍，積極配合劉鄧大軍實施戰略展開。武漢地下市委廣泛團結各階層人士，積極開展“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成為全國第二條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三大戰役勝利后，武漢黨組織開展“反遷移、反破壞”斗爭，進行卓有成效的統戰情報策反工作，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軍武裝進擊，使武漢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武漢黨組織和武漢人民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打造國家重要的工業基地

1949年5月，武漢解放;同年金秋十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升起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從此，江城兒女的脈搏，同祖國的心臟北京一起跳動。

武漢剛解放時，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是一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新武漢第一任市財政局長接管時，從整個舊財政移交過來的僅有1000多銀元。工業氣息奄奄，經濟癱瘓，百業凋敝，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市委、市政府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作出“把武漢市從消費城市逐漸變為工業城市”的重大決策，領導武漢人民掀起禁毒禁娼、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等紅色風暴，以摧枯拉朽之勢蕩滌著舊中國留下的污泥濁水，重振河山，僅用三年多時間基本治愈戰爭創傷，恢復了國民經濟。隨后，市委、市政府貫徹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1956年，全市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武漢已經建立起來。

解放初期，武漢為中央直轄市，中南局所在地，是中南地區政治經濟中心。為發揮武漢中部中心城市的作用，黨中央把重點發展的視角投向武漢，決定將武漢建設成為國家重要的工業基地，改變全國重工業特別是鋼鐵工業布局不合理和國民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武漢鋼鐵公司、武漢重型機床廠、青山熱電站、武漢鍋爐廠、武昌造船廠、武漢長江大橋、武漢肉類聯合加工廠等，都是“一五”時期國家確定在武漢興建的重點項目。這批關系國家建設全局的工程，始終得到了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關注。武漢長江大橋的建設，從選定橋址和施工，直到大橋建成，毛澤東曾三次親臨視察，寫下了“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的壯麗詩篇。武鋼更是經黨中央、毛澤東批準建設的第一個規模宏大的鋼鐵聯合企業。1958年9月13日，毛澤東親臨武鋼觀看1號高爐流出第一爐鐵水，指示要把武鋼“辦成綜合性的聯合企業”，“逐步形成綜合生產能力”。

市委、市政府視這批工程為“命根子”，提出“基建第一”的口號，要求全市像支援革命戰爭一樣支援國家重點工程建設。在中央和全國各地的支持下，全市人民迅速組織動員起來，積極支援重點工程，完成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一批“武”字頭企業先后建成投產，成為武漢工業建設的骨干企業，推動武漢地方工業大發展。到1965年，武漢工業總產值居全國大城市第五位。

1974年9月，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O七”工程正式動工興建。該工程全部采用國外20世紀70年代最新技術，具有大型化、自動化、高速化、連續化的特點，開武漢市引進西方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之先河。市委、市革委會克服“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各種阻力，提出“工程需要什么就給什么，需要多少就給多少，什么時候需要就什么時候給”，積極配合工程建設。“O七”工程的建成，使武漢鋼鐵公司躍升為當時全國最先進的鋼鐵企業，對后來武漢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從1949到1978年，盡管前進道路艱難曲折，但經全市人民30年艱苦奮斗，武漢成為國家重要的工業基地、交通樞紐和教育科研基地，城市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三、建設國家中心城市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中央對武漢寄予厚望，黨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多次視察武漢，特別是1992年早春，鄧小平視察南方首站選在武漢，在武昌車站發表重要講話，體現了武漢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地位。中央先后批準武漢市為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城市、沿江開放城市、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城市和全國“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建設城市，國家長江經濟帶戰略更賦予武漢建設長江中游航運中心和引領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的重任。

市委、市政府不負中央重托，解放思想，搶抓機遇，敢為人先，勇于擔當，大力實施“兩通突破”“五個一批”“開放先導”“壯大放小”等戰略，屢開全國風氣之先，多項改革舉措創全國第一：第一個建立技術市場，第一個放開蔬菜價格，第一個聘請“洋”廠長，第一個建立兼并市場，率先進行“菜籃子工程”試點，率先實行金融體制改革試點等，這些改革在全國甚至在境外產生了較大影響。如聘請格里希為廠長，成為國內外輿論的焦點，境外媒體甚至把武漢柴油機廠的改革當作中國改革開放的晴雨表。

進入21世紀后，市委、市政府先后作出“科教興市”“創新武漢”“工業強市”等戰略決策，緊緊抓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積極主動融入國家戰略，推動全市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特別是在2011年12月市第十二次黨代會上，市委放眼世界，站高謀遠，提出“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復興大武漢”宏偉目標，制定《建設國家中心城市規劃綱要》和《武漢2049遠景發展戰略》。全市上下人心思進，凝聚共識，克難攻堅，頑強拼搏。大力度開展“治庸問責”和“城管革命”，大手筆構建“三鎮三城”和“1+6”城市空間格局，大氣魄推進“大光谷”等四大產業板塊建設，大規模實施“萬億倍增”戰略和“城市建設攻堅計劃”等五大計劃，加快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