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一系列關于改革開放的政策，既促進了經濟建設發展，也給文化事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開辟了廣闊的前景。截至2012年黨的十八大，在改革開放30多年間，武漢文化建設經過艱辛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傮w來說，30多年的改革開放，武漢市文化事業經歷了復蘇發展和文化強市建設兩個大的歷史階段。

迅速復蘇之后的迅猛發展

武漢文化底蘊豐厚，內容豐富，具有中國中部中心城市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色。建國初期，無論是專業文化還是社會文化，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音樂美術，也無論是新聞傳媒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在全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影響廣遠。其中，武漢的京劇與北京、上海形成“三鼎足”之勢，武漢專業劇團和劇種之多，占全國第三位;武漢的群眾文化與廣州媲美，全國一流。然而“文革”十年，百花凋零，武漢文化頻臨崩潰的邊緣。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通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黨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得到落實。在改革開放大潮中，武漢市文化事業從萬馬齊喑的沉寂狀態逐步轉向活躍繁榮的新局面。

從1979年到2002年，是武漢文化快速復蘇和全面發展時期。1979年至1982年，市委市政府認真貫徹落實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藝方針，充分調動廣大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突破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錮，解放思想，真抓實干，使文化事業全面迅速復蘇。隨之而來的是文化領域多方面都呈現出快速發展、走向繁榮的新氣象。

一、專業文化各具特色

改革開放的強勁春風，使全市專業藝術表演團體迅速恢復建制，京劇、漢劇、楚劇、話劇、歌舞表演及雜技表演被注入新的生命力，展現出新的魅力。根據人民群眾文化生活需求，較古老劇種紛紛上演優秀傳統劇目，新文藝團體積極創作上演優秀現代劇目。武漢歌舞劇院率先演出在全國較有影響的歌劇《啟明星》，在建國30周年全國歌劇調演中獲文化部頒發的創作一等獎和演出一等獎。伴隨著改革開放穩步推進的步伐，武漢各專業藝術表演團體從1983年開始全部實行經濟承包責任制，組織各種形式的承包小分隊和演出團體、竭力增加演出場次，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武漢文藝演出呈現出生機勃勃的興旺景象。據1983年實施承包第一年統計，全年共演出3473場，是未承包時演出場次的兩倍多。1985年，武漢文藝單位普遍進行文化體制改革，調整結構，引進競爭機制，由競爭到重組，合理配置資源，提高藝術水平和演出質量，促進文化藝術推陳出新，健康發展。1985年武漢楚劇院創作演出的《獄卒平冤》獲全國7項大獎;1988年，京劇團采取優化組合，創作演出的大型上古京劇《洪荒大裂變》獲文化部頒發的“優秀京劇新劇目探索獎”;1990年市楚劇團根據何祚歡同名小說改編演出的楚劇《養名的兒子》赴京演出，獲文化部“文華新劇目獎”及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市漢劇院實施“漢劇百出工程”，拯救了一批失傳劇目，同時創作出一批歷史劇、大型現代劇及綜藝節目，漢劇表演藝術家陳伯華被省、市人民政府分別授予省、市漢劇藝術大師稱號;武漢話劇院實行自由組合、分團承包，依靠“自救”走出困境，在全國邀請名編、名導、名角，創作演出話劇《同船過渡》，1995年獲文化部“文華大獎”和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同一時期相繼推出的《宋慶齡和她的姐妹們》、《春夏秋冬》等一大批優秀劇目，造就了一批優秀話劇演員，形成了真實生動，時代特征鮮明，富于整體性和雅俗共賞的現實主義風格;武漢歌舞劇院改編演出歌舞詩樂《楚韻》也獲得文化部“文化新劇目獎”等三項大獎及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說唱表演藝術在改革大潮中充分發揮了“文藝輕騎兵”作用，小曲、評書、漁鼓、大鼓等湖北地方曲種占據演出一定比重，深受市民喜愛。80年代初，夏雨田、何祚歡成為這一時期業界領軍人物，而80年代中后期，張明智以其豐富多變的格式，激情曼越的曲調和恰到好處的獨白，成為新一代湖北大彭的優秀表演藝術家，青年演員陸鳴、趙衛國等充分發揮說學逗唱、吹拉彈唱的才能，口技與相聲“雜交”，說唱與小品“嫁接”，創新了漢派說唱風格，而獨角戲演員田克兢以一人多角、出神入化的表演在“華林杯”全國曲藝大賽中一舉奪金。武漢雜技團青年演員李莉萍《柔術頂碗》獲第九屆“摩洛哥國際雜技節金小丑獎”，集體形式排演的“排椅造型”也獲國際大獎。武漢雜技團在體制改革中奇葩綻放，精品不斷涌現，相繼有7個節目獲得國際比賽金獎。武漢雜技作為特色文化在國內名列前茅，在國際頗有影響。

1995年后，武漢專業文化進一步鞏固基礎，穩定發展，對院團結構進行調整，確保優勢，規避重置，精減為9個演出院團，使布局趨向合理，資源得到有效利用。調整后的各專業藝術表演團體注重實施精品工程，樹立文化品牌，增加演出場次，而且積極走出國門，開拓國際演出市場。同時，市話劇院、說唱團、樂團、歌舞劇院等紛紛與企業聯姻，建立文企聯合體，拓展演出渠道，逐步探索文化產業化路徑。

二、群眾文化蓬勃發展

群眾文化經歷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復蘇后進入良性發展階段，在改革開放中逐步鞏固提高。截至2000年底，全市有市級群眾藝術館1個，區級文化館13個，街(鄉、鎮、場)文化站207個，文化室2300多個。文化館、站積極探索內部機制改革，全面推行館、站長負責制，開展以文補文活動。全市群眾文化由服務型向經營型轉變，由小文化、專題文化、特色文化逐步向大文化、廣場文化、社區文化、基層文化方向發展，并積極推動農村文化的基本建設。

群眾文化特色鮮明，異彩紛呈。1983年武昌區三角路依靠集體經濟力量，由農民興辦了一所大型、多功能文化娛樂活動中心，開創農民辦文化的先例，全國矚目。由江漢區于1978年率先倡導的“武漢之夏”群眾文化活動，得到了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充分肯定和積極支持。陳丕顯提出要以各類豐富多彩的納涼文化活動來維護社會秩序，促進城市文明建設。此項活動逐年深入，規模一年大于一年，變成一項全市性的文化活動，至2002年共舉辦了25屆。

這一時期，武漢高校文化活動也得以健康發展。1987年至1993年，市文化局、市群眾文化館和洪山區文化局等組織了3屆大學生文藝調演活動。武漢大學、華中理工大學等均建立了學生文化中心、文化俱樂部等，各校紛紛設置了文藝選修課，豐富了大學生的文化生活。

廣場文化得到張揚，逐步打造了武漢劇院音樂廣場、雜技廳戲劇曲藝廣場、青少年宮文化廣場、黃鶴綜合文藝廣場、流動電影廣場等5個市級特色文化廣場和16個區級特色文化廣場。廣場文化活動規模大、創意新、特色濃、影響面廣，每年市、區21個文化廣場開展文化活動約200場，觀眾達150萬人次，極大地豐富了市民群眾的文化生活。

三、文化設施建設初現端倪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武漢市開始注重規模建設文化設施。首先是擴建和改建市區人口集中地區的文化站(館)，如建成了面積達3000平方米的江漢區文化館等，隨后引進外資重新裝修改建民眾樂園，使社會文化設施得到改善。武漢雜技廳的建成使用，為武漢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雜技廳成功舉辦了五屆中國武漢國際雜技藝術節，既交流了國際先進的雜技藝術，又提高了武漢的知名度。武漢電影城的竣工開放，使武漢電影發行和放映得到較大發展。武漢圖書館新館落成開放，成為武漢標志性的文化建筑。同時一些小型文化工程項目建設，如武漢劇院第一期維修工程竣工，江夏劇院、青山劇院、關山劇院以及市話劇院小舞臺、武漢曲藝中心、兒童藝術劇院綜合樓等陸續交付使用。這些文化設施的竣工投入使用，使武漢文化設施建設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鄧小平南方談話后，武漢大膽進行探索，以經營的思路開發武漢文化資源，政府引導、市場主體、社會補充，使文化設施建設出現嶄新局面。武漢博物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湖北大劇院、龜山電視塔、洪山體育館、武漢體育中心、武漢影視城大廈、長江日報報業大廈等，這些一流水平的標志性文化設施相繼落成，投入使用，較大程度上適應和滿足了武漢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求，提高了武漢文化的影響力，特別是建設過程之中，通過制定實施一系列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初步建立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文化事業的有效運作機制，使市級文化設施建設顯示出較高水平，還帶動了一大批覆蓋社會、層次分明、相得益彰的社區文化設施的興起建設，形成了大城市文化建設的全新框架和堅實基礎。

四、文藝“漢軍”的崛起勃興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武漢市文聯及作家協會組織得以恢復。思想解放，撥亂反正，一系列文化政策的落實，催促文學新生，“漢軍”崛起，文學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一批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蒙冤擱筆的老作家重新煥發了創作活力，姚雪垠出版了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徐遲發表了報告文學《地質之光》和《哥德巴赫猜想》，曾卓創作了詩集《老水手的歌》和散文集《聽笛人手記》。這些經典之作為人稱道，在全國影響巨大，為武漢新時期文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并以剛健的正氣為其定下了特色基調。

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一批中青年作家開始嶄露頭角。王振武的《最后一簍春茶》、喻杉的《女大學生宿舍》、姜天民的《第九個售貨亭》等作品，從一味撫摸傷痕、咀嚼痛苦中蛻脫升華，表現人們對新時代、新生活的積極向往，成為新時期武漢文學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