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積極投身中國農民運動，在汲取借鑒共產國際關于中國農民運動的許多有益思想的基礎上，創造性提出關于農民運動的一系列思想。一方面，共產國際的思想帶來了理論新風，促進了毛澤東關于農民運動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毛澤東關于中國農民運動的思想及其實踐，對共產國際調整糾正其在指導中國革命相關策略問題上的失誤，產生了積極影響。大革命時期毛澤東農民運動的思想與共產國際之間存在著互相促進、互相借鑒、互相融合的互動影響關系。

【關鍵詞】：大革命時期;毛澤東;農民運動;共產國際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從1925年開始以主要精力領導農民運動，并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先后在湖南、廣東、上海、湖北等地，積極從事農民運動，不斷積累經驗，在汲取借鑒共產國際關于中國農民運動的許多有益思想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和工人階級人數少、農民人數多的具體國情，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探索總結形成一系列關于農民運動的思想。共產國際關于農民問題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及如何解決農民問題等方面的思想和理論，給中國革命帶來了理論新風，為毛澤東農民運動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鑒。另一方面，毛澤東關于中國農民運動的思想及其實踐，對共產國際調整糾正其在指導中國革命相關策略問題上的失誤，產生了積極影響。大革命時期毛澤東農民運動的思想與共產國際之間存在著互相促進、互相借鑒、互相融合的互動影響關系。

一、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促進了毛澤東農民運動思想的形成，為毛澤東農民運動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

共產國際從“二大”到“四大”，為中國革命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理論。但這一期間，由于黨的工作重點的關系，毛澤東和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樣，沒有注意到中國農民問題的重要性。1925年后，毛澤東逐漸把工作注意力轉向研究中國農民運動。在共產國際關于中國農民問題的理論思想的影響下，逐步形成了毛澤東關于中國農民運動的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毛澤東逐步提高了對于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重要性的認識。

在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后，共產國際認識到中國“國內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不強大”，“工人階級又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①]于是，開始反思其指導中國革命的策略，并逐步注重解決中國農民問題。關于農民基本狀況的問題，經過1923—1924年的考察分析，到1925年，共產國際有了較為準確的闡述，認為“中國是個小農國家，一部分小農受到極其沉重的租賃形式的奴役，一部分小農受到少地的摧殘，而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造成了農民群眾的貧窮和破產，與此同時，在同一個中國也存在著比較大的土地占有制，在某些地方甚至有大地主。他們同政府一起利用外國壟斷組織的沉重賦稅制度等方式使農民貧困到極點。”[②]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充分闡述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提出“農民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貧農是革命的先鋒”[③]。“故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是農民革命”[④]。所以，“在中國進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戰線之際，必須同時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余的農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國人民的基本群眾，即占小塊土地的農民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由此，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乃是農民問題”[⑤]。

共產國際上述關于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和作用的認識，對于毛澤東認識中國的農民問題具有重要啟示意義。毛澤東在1926年9月發表的《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中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⑥]毛澤東從中國社會結構及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出發進一步闡述了農民革命的重要意義，“宗法封建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角。”[⑦]他認為農民起來以后，“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⑧]農民革命斗爭瓦解了反動統治的基礎和墻角，也就是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勝利奠定了基礎。抓住了農民問題，就抓住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實質。這一思想是對共產國際思想的承續和發展，符合當時中國實際。

(二)在共產國際關于農民階級和階層劃分思想的影響下，毛澤東對農村各階層進行了立體分析，進而指出農民問題的實質就是貧農問題。

共產國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農村階級和階層的劃分較為重視，早在1920年8月，共產國際在《土地問題提綱》中對農民中的階層作了劃分，認為：大農、中農、農業無產階級是農村的主要階層。而農業無產階級即雇傭工人、半無產階級或極小農、小農則“構成一切國家農村人口的大多數”。[⑨]這是共產國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農村階層的初步劃分。1926年，共產國際又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農村階層作了較為明確的劃分。即把農村階層分為大農、中農、小農、雇農四個層次，并認為他們對革命所持的態度是有差別的。[⑩]共產國際的這種分析，從尋求革命的社會力量出發，分析農村各階層的政治經濟地位、生活狀況和政治態度，以判別革命的敵友，為大革命時期毛澤東農民運動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論參照。

1926年1月1日，毛澤東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一文中將中國農村分為八個階級：“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游民。”大地主“是中國農民的死敵，是鄉村中真正統治者，是帝國主義軍閥的真實基礎，是封建宗法社會的唯一堅壘，是一切反革命勢力發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為中國的中產階級，對于現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態度。自耕農屬于小資產階級，一到戰時，“是全部可以傾向革命的”。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是農村中一個極大的群眾。雇農是農業無產階級。游民無產階級，“很能勇敢奮斗，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1927年3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農村各階級、各階層進行了更加深入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他明確地將農村農民階層劃分為貧農、中農、富農三部分，并且深刻指出在革命斗爭中苦戰奮斗的主要力量是貧農，游移不定的中農，態度始終消極的是富農。貧農是“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勛。沒有貧農階級，決不能造成現實農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11]毛澤東的上述科學分析和論斷，為中國無產階級尋找革命的同盟軍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毛澤東提出解決農民問題的策略是建立農民政權與農民武裝，實行土地革命。

1923年5月，共產國際給中共發來指示信，指出：“在中國進行國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戰線之際，必須同時進行反封建主義殘余的農民土地革命。”中國共產黨“只有通過堅持不懈的宣傳工作和真正實現下述土地革命口號，才能達到此目的：沒收地主土地，沒收寺廟土地并將其無償交給農民;歉收年不收地租;廢除現行征稅制度;取消各省間的包稅和稅卡;廢除包稅制度;鏟除舊官僚統治;建立農民自給機構，并將沒收的土地交給它們”。[12]1925年五卅運動后，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中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斗爭逐步尖銳起來，沒有掌握革命武裝的中國共產黨，在斗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1925年7月，瓦西里耶夫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就建立農民武裝的重要性、內部組織、動員、訓練和作戰計劃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證。在建立農民武裝的重要性方面，他強調：“中國共產黨應當特別重視農民的軍事組織。中國革命的命運，歸根到底取決于中國農民在當前的武裝搏斗中站在哪一邊。”在組建農民軍部隊時，“必須非常慎重地對待每一支部隊的組建，只能在那些可以確保黨的強有力影響，并讓完全可靠的領導統帥部隊的農民協會地方委員會組建這樣的部隊;從其技術準備、政治堅定性、黨的影響角度經常仔細地檢查每支部隊的活動，要求它們應當無條件地堅決服從農民協會的相應委員會。”[13]

共產國際上述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