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潔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顯著特征，是關系到馬克思主義政黨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保持黨的純潔性，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保持和發展先進性，實現長久執政的重大課題。黨史文化是黨創立發展歷程中創造的寶貴財富，是中國共產黨人經驗智慧的結晶，為保持黨的純潔性提供歷史經驗和思想智慧。

一、黨史文化的內涵、性質和作用

文化是人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及制度文明的總和。從文化一般概念來看，黨史文化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和黨的自身建設歷史進程中所形成、積累、沉淀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馬克思主義強調文化本質上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從“狹義”的文化來看，黨史文化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在改造世界和黨自身發展歷程中創造出來的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研究、運用、宣傳黨的歷史的過程和結果。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黨史文化是黨的偉大歷史與先進文化有機結合、相互作用的產物，蘊涵著豐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歷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質的集中體現”。

黨史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升華，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它包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大理論成果，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民族性、科學性、大眾性等六個方面的主題內容。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的經驗作了理論的概括而形成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科學的指導思想，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適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思想理論財富是黨史文化的靈魂和基石。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馬克思主義堅定信念，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最終奮斗目標和強大精神力量，是黨史文化的核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黨史文化的永恒主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歷程中總結形成的黨的思想路線，是黨史文化的精髓;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是黨在實現自身偉大目標過程中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是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偉大實踐的經驗智慧，是被實踐證明了的必須堅持和遵循的原則方法。民族性、科學性、大眾性，是黨對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根本要求，是黨史文化的本質特征。

黨史文化是一座內涵極為豐富的物質寶藏和精神寶藏，能夠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提供思想源泉，為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供理論支撐，為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經驗智慧。黨史文化對黨員干部政治思想、組織作風、道德情操建設具有突出的作用，表現為教育作用、激勵作用、引領作用和警示作用。

二、保持黨的純潔性關系到黨和黨的事業的生存發展和興旺發達

保持黨的純潔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必然要求，是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是黨應對和經受住各種考驗、化解和戰勝各種危險、推進黨的偉大事業不斷發展的重要保證，關系到黨的生存和發展，關系到黨的事業的興旺和發達。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在創立時期，黨就把保持黨的純潔性作為黨的建設的根本問題和重要目標。早在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第一個黨綱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徹底斷絕與黃色的知識階層以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任何聯系”。黨的二大通過的綱領專列了一章來強調黨的紀律，保持黨的純潔性。從一開始就注重黨的純潔性，這為黨的建設和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為了鞏固黨的組織，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加強自身純潔性建設作為黨的建設和革命斗爭取得勝利的重要內容。在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指出黨員“不僅要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把黨員的思想純潔作為黨的純潔的第一要素。1945年在即將進入解放戰爭的時候，毛澤東又一次強調要奪得全國革命的勝利，“就要有一個有紀律的、思想上純潔的、組織上純潔的黨”。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要求全黨堅持“兩個務必”，提出了黨執政后如何保持黨的純潔性的重大課題。新中國成立后，在“三反”運動中，毛澤東指出：貪污、浪費、官僚主義是寄生在黨的肌體中的“三大毒瘤”，“三反”不反，黨的純潔性就會被破壞，“黨就會變質”。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面對新的形勢，面對各種風險的嚴峻考驗，面對建設市場經濟這個嶄新的課題，黨始終把黨的建設放在極為重要的地位。鄧小平指出，一些動機不純的人，“他們為著取得名譽和地位而入黨，他們入黨以后，不去支持群眾利益，反而妨害群眾利益”。黨的十五大報告再一次強調，我們黨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堅持推進黨的建設，就必須“把反腐敗斗爭同純潔黨的組織結合起來，在黨內決不允許腐敗分子有藏身之地”。

歷史進入新的世紀，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環境錯綜復雜，我們黨面臨著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等四大考驗，同時存在著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四大危險，這就要求我們黨更加注重自身建設，要把黨的純潔性建設放在關系到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興旺發達的高度來認識。胡錦濤指出“全黨都要從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高度，從應對新形勢下黨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出發，充分認識保持黨的純潔性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只有保持純潔性，才能提高在群眾中的威信，才能贏得人民的信賴和擁護，才能不斷鞏固執政基礎，才能實現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習近平強調，“先進性和純潔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性，貫穿于黨的性質、宗旨、任務和全部工作中，體現在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實際行動上”;“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深刻表明，保持、發展先進性和純潔性始終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根本的思想政治任務，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和前途命運”。

三、黨史文化為保持黨的純潔性提供歷史經驗和思想智慧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理想信念教育，特別是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處于歷史轉折關頭，更加注重通過政治理論學習和理想信念教育來解決黨內矛盾和思想問題，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先進思想品質，這是我們黨的基本歷史經驗。

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思想是正確的反映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符合歷史發展潮流，代表人類社會前進方向的科學理論。中國共產黨從它誕生之日起就宣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奮斗目標。黨的一大通過的第一個黨綱明確提出“宣傳共產主義”。這是黨的思想建設宏偉巨著中的開篇之作。從此，中國共產黨把宣傳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對黨員進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作為加強黨的建設、保持黨的政治思想純潔性的重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歷來都非常注重馬克思主義學習和對黨員的政治思想教育。黨在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局就組織翻譯出版馬列著作以及共產主義叢書，創辦《向導》、《周報》、《勞動周刊》等刊物，成立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等對黨員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幫助提高馬克思主義思想認識水平。

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愈處于歷史的轉折關頭，中國共產黨就愈注重通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來解決黨內矛盾和思想問題，統一全黨的政治思想認識?？谷諔馉幪幱谙喑蛛A段向進攻階段轉折的時期，黨作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肩負著偉大的歷史使命，盡管還處于殘酷的戰爭環境，仍然決定開展整風運動。毛澤東先后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報告，對全黨進行了一次廣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解決了黨內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理論脫離實際的問題，使全黨的思想達到了空前的統一，保證了黨的政治思想的純潔，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基礎。“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又處于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為了解放思想，破除嚴重禁錮黨員干部思想的“兩個凡是”，全黨開展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指出：“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通過討論，全黨提高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認識，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轉折。歷史進入21世紀，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黨的執政面臨著更為嚴峻的考驗，然而黨員隊伍存在與保持黨的先進性不相適應，甚至格格不入的問題。為了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全黨開展了保持黨的先進性教育，為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在思想理論學習中，黨尤其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形成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共產黨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中國實踐過程中通過理論創新不斷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和科學思想。黨非常重視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黨員干部思想理論教育的重要內容。通過不斷地組織黨員干部學習，提高了政治思想理論水平，增強了黨性修養，堅定了理想信念，保持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二)堅持黨員發展標準和發展程序，在黨員和黨的事業大發展的時期更加注重黨的組織審查和干部考察，嚴肅組織紀律，完善管理制度，始終保持黨的組織純潔，這是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總結積累的經驗智慧。

堅持黨員發展標準和發展程序，嚴把黨員發展的入口關，是我們黨的一貫要求，也是保持黨員純潔性的第一環節。黨的一大綱領中明確指出，申請人加入黨組織，必須“接受我黨的綱領和政策，愿意忠于黨”。其程序規定為“經過一名黨員介紹”，“應當由當地委員會審查，審查期限至多為兩個月，審查后經多數黨員同意，方可承認申請人為黨員”。黨的十七大修改后的新黨章進一步規定了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條件是：“年滿十八周歲的中國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階層的先進分子，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愿意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和按時交納黨費”，程序上規定“申請入黨的人要填寫入黨志愿書，要有兩名正式黨員作介紹人，要經過支部大會通過和上級組織的批準，并且經過預備期考察，才能成為正式黨員”，預備黨員的預備期為一年。

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黨非常重視自身組織的純潔性，特別是黨員隊伍大發展的時候，更加注重審查、考察黨員干部，及時清除異己分子和投機分子，鞏固黨的組織。20世紀30年代，蘇區的黨員人數和紅軍數量迅速增加，一些投機革命的人也混黨的隊伍，國民黨乘機派遣敵特分子鉆進蘇區組織“策反”。盡管紅軍頻繁地遭受國民黨軍事“圍剿”，黨仍然在蘇區肅反運動中開展對黨員干部的組織審查。當然由于宗派主義的影響，致使肅反運動擴大化，審查工作出現嚴重“左”的錯誤，許多黨員干部被誣陷，有的甚至慘遭殺害?？谷諔馉幈l后，許多青年滿懷革命熱情涌入革命圣地延安，黨的隊伍和人民軍隊又一次獲得了大發展。一些投機分子和國民黨派遣的敵探奸細也混進黨內。黨中央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和高度的警惕，決定對黨員干部進行組織審查，指出黨員干部品質是否純潔，“對于保障黨的路線的執行具有決定意義”。由于對敵情作出了過分的估計，在審查中采取“逼、供、信”的錯誤方法，致使審查工作出現了以“搶救運動”為代表的嚴重擴大化。當然通過黨員干部的審查、考察和教育，黨的組織得到了鞏固。在解放戰爭中，中國革命事業迅速推進，黨員干部隊伍不斷壯大。國民黨在退敗前不甘心失敗，秘密安排了一批敵特分子潛伏下來，混進革命營壘。為了純潔黨的組織，挖出和清洗敵特分子，新中國成立不久，全黨再一次對黨員干部進行了系統的審查。這次審查工作充分吸取了歷史的經驗教訓，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防止了“左”的做法，注重歷史證據，嚴禁“逼、供、信”，從而清洗了一批投機分子和敵特分子，為黨的執政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為了保持純潔性，中國共產黨還通過制定黨的紀律，完善規章制度、建立黨的監察機構來管理黨員干部，從嚴治黨。黨的章程是規范和制約全黨行為的總規章，是黨內最基本的規章制度。黨的二大所制定的第一個黨章中明確規定了9條紀律，規定6種違紀的行為必須開除黨籍。此后，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對黨章進行了不同程度修改，根據時代發展需要制定新的紀律，使黨的紀律和制度建設逐漸走向完善和規范，黨的純潔性建設也隨之得到不斷加強。1927年5月，為了加強對黨員的管理，嚴肅黨的紀律，黨的五大第一次選舉產生了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專門負責黨的紀律監察工作。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改革開放以來，黨把管理黨員、從嚴治黨的重點放在制度建設上，陸續制定了《關于黨員干部加強黨內紀律監督的若干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法規，對黨員干部的管理有法可依，使黨的純潔性建設具有長效機制和制度保證。

(三)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決反對和懲治腐敗，永葆無產階級政黨的本色，這是我們黨總結出來的寶貴思想財富。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起就宣告是無產階級政黨，黨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是黨區別其他任何一個政黨的顯著標志，是黨最大的政治優勢和先進性的集中表現。黨歷來都要求黨員干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純潔本質。

在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始終把作風建設放在極為重要的地位。在革命根據地創建初期，毛澤東對黨員和紅軍提出了作風建設的基本理念，隨后形成了“不怕犧牲英勇作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求“一切行動聽指揮”。這些都是黨的作風建設最初最樸素的內容。1945年毛澤東總結黨領導中國革命實踐的工作方法，概括性地提出了“理論聯系實際、與人民群眾緊密結合一起、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作風和“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群眾路線。這是黨在實踐中創造的優良傳統和作風。1948年在即將取得全國革命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由革命轉向執政的轉折關頭，黨內出現了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黨員驕傲自滿、蛻化變質等嚴重問題，黨中央決定從1951年春開始在全黨開展整黨整風運動，促使黨員干部保持和發揚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和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在執政后要繼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次整黨整風運動，為改善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保持黨的作風純潔進行了成功的探索。歷史進入了新世紀以后，有些黨員干部沒有堅持黨的宗旨，沒有維護好群眾利益，出現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針對這種危險，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強調黨的作風，“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背向，關系黨的生命。”要求黨員干部堅持黨的宗旨，密切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胡錦濤進一步提出了“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思想，為新時期黨的作風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進程中，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影響黨的形象，越來越成為人民關注的焦點。黨加強反腐敗工作力度，把反腐倡廉建設貫穿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個領域，體現在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各個方面，作出了《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關于反腐敗斗爭最近抓好幾項工作的決定》，制定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等黨內規章，懲處了胡長青、成克杰、田鳳山等一大批腐敗分子，強有力地扼制了腐敗現象，黨的肌體更加健康，黨的純潔性得到了更為有力的保障。

黨史文化是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中創造出來的寶貴精神財富，蘊涵著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的重要內容。胡錦濤指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精神上的旗幟。我們必須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著眼于提高民族素質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進文化改革發展。”只有堅持不懈地學習、宣傳和弘揚黨史文化，深入理解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的深刻內涵、基本要求和經驗教訓，才能通過教育、激勵、引領和警示作用，自覺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堅定理想信念，遵守黨的紀律，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才能不斷推進黨的先進性建設，始終保持黨的純潔性，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地推向前進。

二、馬克思主義在武漢早期傳播的重要作用

一是促進了一批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促成了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誕生和發展，揭開了武漢革命斗爭的新篇章。

武漢早期黨組織的核心人物都曾為救國救民上下求索，是馬克思主義為他們指明了新的方向。董必武、劉伯垂都曾是追隨過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者、老同盟會會員。1919年2月，董必武從武漢抵達上海，結識了李漢俊。這位后來被他稱為“我的馬克思主義老師”，熱情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并將馬克思主義書籍和日本進步刊物《黎明》、《改造》、《新潮》等推薦給他。董必武后來說，那是他第一次接觸馬克思主義。董必武曾回憶說：“五四運動時，各種思潮都表現出來……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里打仗。李漢俊來了，把頭緒理出來，說要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劉伯垂是武漢黨組織的主要創建人之一，早年與陳獨秀在日本相識，1919年回國后即在廣州擔任《惟民周刊》編輯，從事進步思潮的宣傳活動。1920年初夏，途經上海時被陳獨秀發展入黨，并受陳委派到漢建立黨組織。在五四運動中參與領導武漢地區反帝愛國運動的陳潭秋1919年秋在上海與董必武結識，二人一見如故，陳潭秋閱讀了李漢俊推薦給董必武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共同晤談了中俄革命道路問題，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啟蒙，回漢后和董必武一起創辦武漢中學。他對李漢俊邀約董必武在漢建立黨組織一事表示熱烈贊成?？梢哉f，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在武漢的傳播，正是由于董必武、劉伯垂、陳潭秋等武漢早期黨組織的核心力量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才有了武漢早期共產黨組織的誕生。惲代英也是從翻譯《階級爭斗》起，開始加入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活動，并且通過這種學習和研究，開始了他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之后，他主動向利群書社成員介紹馬克思主義，講解《階級爭斗》的主要內容和自己的思想感悟。利群書社成員李書渠說，當時大家一方面聽惲代英講心得體會，聽他宣講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方面自覺地閱讀，《階級爭斗》“對我們思想覺悟的提高影響很大”。到1921年7月惲代英領導成立共存社時，明確承認階級斗爭，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了思想上的飛躍，完成了這一轉變。他的一批同志和朋友，如黃負生、蕭楚女、李書渠、林育南、李求實等，均先后轉向馬克思主義，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并在中共一大后很快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壯大了武漢地區的革命力量。

二是提高了武漢地區早期黨、團員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水平，培養鍛煉了一批先進青年。

利群書社和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等武漢地區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重要渠道和形式，影響了施洋、劉光國、林育英、劉昌群、張紹康等一大批進步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為武漢早期黨、團組織的重要力量。陳潭秋、劉子通、黃負生等在湖北省立女子師范學校向學生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十月革命，使夏之栩、徐全直、袁溥之等一批青年學生思想受到啟發，開始熱衷于這個“主義”。不久，她們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武漢第一批女青年團員。

由于武漢地區黨、團組織注重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使這批革命青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在短期內得到很大的提高。在建黨時期武漢地區的革命刊物上，林育南、蕭楚女、張繼渠、何恐、夏之栩、徐全直、秦怡君、董漢儒等人發表了許多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俄國十月等社會主義革命的文章。武漢中學團支部書記董漢儒在《學生課外應注意政治研究與團體訓練》一文中較完整地提出了革命團體的組織原則、個人修養及行為規范，夏之栩撰文比較全面地介紹了蘇俄婦女的政治、經濟地位的變化、婚姻及男女教育平等狀況，何恐《俄國十一月革命的教訓》一文研究了十月革命的經驗，戈壁在《十一月革命與唯物史觀》一文里較為科學地闡釋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社會變革的物質條件與人的因素的辯證關系。這些先進的革命思想反映了那時武漢地區革命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他們的寶貴貢獻。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學習，哺育出武漢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早的這一批才華橫溢、思想敏銳的革命青年，提高了他們的馬列主義水平，同時，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與投身革命實踐使他們確立了堅定的信仰與信念，迅速成長為革命斗爭的精英與中堅力量，其中有不少人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三是推動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走與工人相結合的道路，促進了武漢工人運動的大發展。

武漢地區先進知識分子既是思想的傳播者，又是思想的實踐者。他們走進工廠，經過調查，撰寫了《武昌五局工人狀況》和《漢口苦力狀況》等文，在1920年9月1日的《新青年》第8月第1號上發表。武漢地區黨組織成立后，在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要求成員有組織地“到紗廠里去、到鐵路上去，到碼頭上去”。包惠僧、鄭凱卿、趙子健等到工廠、車間進行調查。包惠僧通過調查完成了《我對于勞動界的調查和感想》的報告，于1921年9月8日發表在上?！睹駠請蟆犯笨队X悟》上。為了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工人的思想覺悟，武漢地區的黨、團成員還主動到工廠去辦夜校、辦識字班。時在武漢中學工作的董必武等人就常到學校附近的工廠里去“辦夜校、辦學、訪問學生家屬，和工人接觸，做工人工作”，在工人群眾中傳播馬克思主義。他們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結合工人的遭遇，深入淺出地向工人群眾講解勞動創造世界，勞動創造價值，勞資對立等問題，使他們逐漸認識到自身的力量和如何爭取自身的利益。1922年5月1日，陳潭秋、林育南在《武漢星期評論》“五一”專號上撰文，向工人群眾指出“現在世界的大問題就是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的問題，中國所處的地位就是被世界的資本主義者所宰制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聯合世界的無產階級，打倒世界的資本主義者”。同日，施洋在漢口人力車工人舉行的游行慶祝大會上演講，號召工人階級“最后要打倒壓迫階級的政府，奪取政權……以達到共產主義的實現，”俄國十月革命已樹立了“最好的榜樣”。武漢黨組織正是通過各種方式向工人群眾通俗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使廣大工人群眾認識到資本主義的本質，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覺悟，逐漸由“自在階級”變為“自為階級”，積極投入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并在斗爭中培養發展了項英、林育英、林祥謙、曾玉良、秦怡君等一批工人黨員，使得在中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中，武漢地區出現了“一個令人不可逼視的狂潮”?？梢哉f這正是武漢地區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偉大成果。

四是在中華大地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武漢地區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在形式上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開放式傳播，這是除上海、北京兩地外其它地區少有的形式。這種形式，不僅對一部分知識分子產生積極的影響，而是對整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武漢地區早期的先進知識分子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時，采取直接在公開的刊物傳播的形式。李漢俊給董必武的回信《改造要全部改造》，刊登在《建設》雜志第一期上。劉仁靜、林育南與惲代英之間的思想交流則是公開發表在《少年中國》第二期和《我們的》第六期上。這對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認清中國社會的現實、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改造舊的中國等都起到了現身說法的作用。武漢地區早期黨組織成立后，把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作為黨、團組織中的公開學習形式。翻譯和撰寫的馬克思主義著作都是以公開的形式發行的，并且印數相對比較多。武漢地區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對武漢地區乃至全國的早期黨員和馬克思主義傳播者的思想有一個提升的作用，促進了一批年輕知識分子思想的轉變。毛澤東在向美國記者斯諾回憶自己思想轉變時，直言由惲代英翻譯的《階級爭斗》等三本書對他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李漢俊翻譯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一面世，即受到先進知識分子的歡迎，北京、湖南、武漢等地黨的早期組織把它作為學習的必讀教材。湖南文化書社在7個月內，就銷售了200多本，排在銷售榜的首位。

馬克思主義在武漢地區的廣泛傳播，為中共建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作出了重大貢獻。

(作者：李崟陳芳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