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奇異的文化現象到此并未殺青，因為還有更多故事發生。五名進士中，高叔祥因政績卓著，奉旨于1806年出任臺灣知府，1807年卒于任上。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深秋的一個傍晚，在尹集村東南隅一座綠竹掩映、丹桂飄香的四合院里，伴隨著呱呱的啼哭聲，一個孩子誕生了。孩子的爺爺給孩子起名高淑祥。

高叔祥六歲那年，父親高名世考中進士，出任安徽祁門縣令;乾隆四十九年，三十四歲的高叔祥亦考中進士，進士及第的高叔祥回到鄧州，在花洲書院擔任“春風堂”主講一年后出仕，先后在福建涉澄、龍溪、沼安、漳州、建寧等擔任縣令、知府等職;1806年4月，因“素著政聲，為熟練之員”，清廷詔令其出任臺灣知府。當時的臺灣，正處在以蔡牽為首的民眾暴亂中，再加匪盜侵襲，倭寇騷擾，社會秩序混亂不堪，政局風雨飄搖。

高淑祥接任臺灣知府，實屬臨危受命。接到朝廷委任詔書的當天，高叔祥便令家人返回鄧州，孝順老母，并傳口信“余自束發受教，便即秉承范公憂樂精神，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此去(臺灣)若有不治，必不再見鄧州父老之理。”便帶一子一女，抱著壯士斷腕的決心，前往臺灣。一望無際的大海上，高叔祥獨站客船梢頭，目不轉睛盯視著臺灣方向，浪濤打濕了他的袍角，狂風吹亂了他的須發，但他憂國憂民信心堅定。

高叔祥充分認識到臺灣是祖國的東南門戶，軍事位置極其重要，一到任便投入到緊張繁忙的公務之中。他招募游民組成高山族義勇軍，驅海盜、抗倭寇，并親率兵勇圍剿蔡牽，逼其外逃，再也不敢踏進臺灣本土半步，臺灣的社會秩序迅速穩定。

為融洽民族關系，高叔祥積極倡導當地的漢人與高山族通婚，他率先將女兒嫁給花蓮縣一位酋長之子達羅統糾為妻;他的率先垂范，使臺灣各族居民互通婚姻，出現了和睦安定的大好局面。由于高叔祥的勤政努力，宵衣旰食，蒞任四個月后，臺灣境內大治，“抵臺四閱月競以軍鄉芳”。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為操累過度，積勞成疾，嘉慶十二年(公元1807年)八月，年僅57歲的高叔祥病逝在臺灣任上。

高叔祥病逝的消息傳出，兩岸百姓無不大慟，紛紛舉辦祭奠儀式，臺灣人民為了紀念他，還為他修建了衣冠冢。

胸懷“憂樂精神”的高叔祥出仕13個個春秋，始終恪盡職守，勤政愛民，其卓著政績朝野咸知。如今，國內尚存《攀轅圖》一幅，反映了當年離任時福建沼安百姓對他的依依不舍之情;還流傳《攀轅歌》一首，歌頌他在福建沼安任職期間的懿行卓績：

“公無去，公去民即苦，小人住窮鄉，入城怕差卒。

公無去，公去路難行，一日無此君，途見有狼虎。

公無去，公去誰我顧，世仇公可解，含怨公可訴。

公無去，公去太急促，桃李滿城花，欣欣代吹噓。

公且住，公住民心舒，君既不可留，萬民心酸楚。”

余感之賦詩一首：送行高知縣，對語空腸斷。泣啼零如雨，立祠祀思念!

據維基百科《清朝進士列表》載，清朝共舉行會試112科，錄取進士兩萬余名，平均每科錄取不足二百人，當時一個人口不滿百人的高氏家族，竟能接連考中五名進士，尤其是孕育出了高叔祥這樣一位英杰俊才!至今，在尹集村的高姓鄉民中還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

明朝洪武年間，高氏家族剛剛遷居鄧州不久，一個外地的風水先生在路過尹集村時驟然患病，臥不能起，高氏先祖明遠公將其救起，并悉心照料直至痊愈。這位風水先生為了報答救命之恩，悉心踏勘三天，終于為高家尋訪到了一處“三元不敗”的風水寶地，言稱可保高氏家族一百八十年繁榮昌盛。此處風水寶地位于尹集村外的段山腳下，高明遠死后即安葬于此，從此高氏后裔明遠慧達，人才輩出。

傳說畢竟歸于傳說，而且其中的宿命論成分也注定不能令人信服。據考察分析，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其一，高氏家族雖然務農，卻為書香門第，歷來講究耕讀傳家，代代俱以科考為榮，“耕讀傳家久，書香世澤長”，一直作為族訓而遵循不違。正是這種農村文化與書香文化的交相熏陶，奠定了高家人才輩出的良好基礎。其二，與高家相鄰而居的王樓村王姓原為大戶，村里辦有私塾，高家最初的幾位進士均曾借光叼惠，在此受業就讀，高家顯盛后，專門辟出村北關帝廟作為本族學堂，高薪聘請有學問、有德行的教書先生教書育人，凡高氏學子，只要有志科舉，俱可在此免費就讀。其三，位于鄧州市花洲書院內的“春風堂”，曾系北宋中葉范仲淹知鄧期間為政施教的地方，當年范仲淹就是在這里執筆寫下了《岳陽樓記》。自范仲淹后的數百年間，花洲書院一直作為中國名人憑吊敬仰的文化圣地，“春風堂”更是書聲瑯瑯，從未斷絕，范仲淹的“憂樂”精神也被代代名儒耆碩傳唱不衰。

高氏后人正是在“春風堂”中接受了教育，并由此走進科場，蟾宮折桂。毫無疑問，高叔祥也渾身散發著濃濃的書香氣息，沿著王樓村、關帝廟、“春風堂”的足跡，憑著科場上揮筆而就寫下的錦繡文章走向朝堂，走上仕途，最終走向臺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