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鄧州西部三山一帶，一個悲慘的故事亙古流傳：過六十甲子以后的老人，全部要送到村外一個磚箍墓里等死!此墓群連成一片，一般都會背靠陡坡而建，坡后挖一坑洞，下大上小，恰能蜷曲一人，墓前用青磚壘砌券門，券門上方僅留兩塊磚的小孔，以供透氣和兒女探視。這就是傳說中的“寄死窯”，窯中僅放一盞棉油燈，一個盛滿食物的瓦罐，一個舀飯的黑瓦碗。

按照律法，孝男孝女不可二次送飯，如果偷送被守墓人發覺，抓住一次，便罰一塊磚頭壘堵洞口，抓住兩次，洞口堵死，人就被活活悶死在墓里。

筆者對這個鄧人棄老的傳說，從小就持懷疑態度，認為它與中原儒家文化大相徑庭，甚至有悖倫理綱常。中國的傳統歷來提倡孝字當先，怎么可能會出現如此殘忍之惡俗?

為此筆者走訪了土生土長在彭橋的三位老人，70多歲的彭承孝老人說：“六十花甲，都說是六十歲換甲子，哪個朝代說不清楚，人到六十，自己去村西公墓挖一個寄死窯鉆進去，畫地為牢，讓子女從外面用磚塊壘死，不幾天人就死在里面。”王姓老人接著說：“寄死窯或是自死窯、急死窯，傳言沒個準，音同字不同，反正都是一個意思。過去犁坡地，時不時就能犁出來一堆半截老磚，只要發現下面有瓦罐陶片和黑瓷碗片，準知道這附近全是活死人墓地。”

另一位八旬老人耳不聾眼不花，他說：“咱這地方，沒啥大驚小怪，過去村村都有這玩意兒。雞老不繁蛋，人老光耗糧，要說我這歲數，換那世道早就漚成骨頭渣啦!”

通過走訪得知，在鄧州彭橋、杏山一帶，確實存在著大量“祭祀窯”這樣的墓葬遺址，也稱作自死窯、棄死窯、氣死園、寄死窯、急死園等等。為此筆者查閱相關歷史資料，卻發現這種令人發指的墓葬制度起始于唐末，興盛于五代十國，廢止于北宋初葉。

據清代徐松《宋會要輯稿》 刑法二載：“太祖建隆四年七月九日，武勝軍節度使張永德上言,當道百姓家有疾病者，雖父母親戚例皆舍去，不供飲食醫藥，疾患之人多以饑渴而死。習俗既久，為患實深。已喻今后有疾者，不計尊幼，并須骨肉躬親看視，如更有違犯，并坐嚴科。”《續資治通鑒》 卷三載：“唐、鄧之俗，家有病者，雖父母，亦棄去，故病者輒死。武勝軍節度使張永德以為言，已未，詔禁之。”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公元961-977年任武勝軍節度使(武勝軍軍治穰，今鄧州屬地)，《宋史》欽定《續通志》有傳，太祖即位，加兼侍中，永德入朝，授武勝軍節度，太平興國六年，進封鄧國公。

從上述記載可知，鄧州歷史上在宋代以前，確實有過“病者棄養的習俗”，經武勝軍節度使張永德上言，朝廷詔令禁止。這恐怕就是傳說中六十換甲子的故事源頭，以至于留下口口相傳的寄死窯、棄死窯、自死窯、氣死園、急死園等均為口語諧音。

在離鄧州城不遠的丘陵和平原區域，還有一種叫瓦罐墳的風俗，即是孝子要把年滿六十歲的父母，安置在村外預先用青磚砌好的瓦罐墳中。不封墓門，每送一次飯就在墓口砌一塊磚，就這樣，過不了多久老人就死在了墓中。陪葬的東西很少，就是一個瓦罐一個破碗什么的，用來裝水或是飯菜。最后磚把墳的窗口堵死了就算安葬了親人。這種墳墓的樣子至今在鄧州刁河兩岸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影子，這種墳墓也是鄧州歷史上活埋“花甲人”陋習的另一個證明。

百善孝為先，愛吾之老以及人之老。鄧州這地方是一個尊老愛幼的禮儀之鄉，如此陋習簡直是在抹黑鄧州的璀璨文明。在那個生產力嚴重低下的歲月，我不齒于用最骯臟的想法去揣測先民們棄老保命的無奈之舉，但觸目驚心的事實就血淋淋地擺在眼前，多年來讓人痛心，讓人費解。

仔細想來，寄死窯棄老現象不是鄧州先民的陋習和惡俗，而是封建專制制度無德無恥的罪惡!統治者為了一己之私，窮兵黷武，橫征暴斂，把農民一年到頭積攢的口糧據為己有，人為造成一次又一次人吃人的災荒。唐代詩人李紳寫道“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正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唐末亂世，五代十國，你方唱罷我登臺，頻繁的戰爭讓百姓食不果腹、朝不保夕。在如此慘境下，無生產能力的老人們就成了當政者丟卒保車的棄子，而無可奈何的老人們，為了讓子孫幸存，也橫下心來慨然赴死。歷任官府隱于史冊的不成文的屠殺行徑，已經讓一代又一代的窮苦百姓約定俗成，在道德和良心的雙重撕扯中，心碎一地，變得麻木不仁。

古代醫學不發達，一旦染病，無異于等死。橫豎都是死，何不遠離村落自生自滅?這樣才能更好地遏制自身的傳染源，讓更多不被瘟疫接觸的后人存活下來!這種“一人不死，萬人難逃”的無奈之舉，正是鄧州這片土地上歷代先民甘于自我犧牲的優良傳統。

活活餓死病死在墓中的先人，把死亡的陰影留在活死人的墓里，把活下去的希望留給了子孫后代，他們更應該享受今天鄧州本土人的虔誠祭祀，把鄧州的這種活死人墓，稱之為“祭祀窯”更為準確。

站在廢址邊，遙想昔日的風物，總把幾滴清淚，留給作古的土著。

安息吧，多災多難的鄧州先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