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五十代初,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視察河南和長江時,提出了“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給北方一些”的設想。1958年3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成都會議上,確定了“打開通天河、白龍江,借長江水濟黃、丹江口引漢濟黃,引黃濟衛,同北京聯系起來”的偉大構想——“南水北調”。
1967年,作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地的亞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丹江口水庫下閘蓄水,引丹工程轉入引水渠和渠首閘陶岔工程建設的關鍵階段。
勇于擔當 為國分憂
1967年上半年,鄧縣革委會常務副主任翟榮耀、水利局技術股長歐陽彬等同志參與了由“長辦”組織的引水線路勘察,勘察結束后,省、地領導和長辦、水電部支持鄧縣革命委員會“急國家所需,力爭由鄧縣來完成渠首和引丹灌區工程”的提議。
1968年12月,國務院批準鄧縣承擔南水北調渠首和引丹工程建設任務。1969年12月,水利部要求必須在水庫水位上升之前,把南水北調的引水渠和渠首閘修建好。中央財政給河南劃撥500萬元,預算參戰的每位民工每天只能補助一毛二分錢,當上級領導征求意見時,翟榮耀不假思索地回答:“給錢干,不給錢也干!”
愿為愚公 飲馬丹漢
為了這個莊嚴的承諾,鄧縣召開四級干部動員會,全縣547個大隊、34個公社先后組成547個民工連,34個民工營,由縣指揮部統一指揮。在國家資金尚未到位和沒有任何援助的情況下,先期抽調5000人,經過一個月的艱苦奮戰,修筑了九重和彭橋兩條到達陶岔的主公路,共修主要干道50多華里,次干道45華里,搭建工棚5000多間,修筑橋涵20多座,并在陶岔建起了糧庫、煤場、供銷社、醫療室、簡易汽車站等公用設施。
1969年元月,鄧縣2萬民工大軍胸懷“志在三山做愚公,五洲風雷裝胸中,引出滔滔漢江水,喜迎全球紅彤彤”的雄心壯志,拉著裝滿柴草、被褥、糧面和勞動工具的板車,從四面八方浩浩蕩蕩奔向渠首工程所在地——鄧縣九重公社陶岔村。
同甘共苦 率先垂范
一部引丹史承載著無數勇于吃苦、率先垂范的動人事跡。工程指揮部就是一個堅強堡壘,是引丹會戰的先鋒,廣大民工的脊梁。指揮部的幾位領導同志,擠在兩間草棚里辦公,兩張木案子拼在一起,既是辦公桌,也是餐桌,還是休息娛樂時的乒乓球臺子。無論是指揮長還是機關工作人員,都堅持到工地一線參加勞動,哪里有危險,他們就出現在哪里。主抓后勤的副指揮長楊全勝,由于操勞過度,于1974年12月24日因病去世,年僅46歲。一個主管錢糧物資,過手審批數千萬資金的副指揮長,去世后竟然找不到一件沒有補丁的上衣、秋褲。他去世前對縣委沒提任何個人要求,說得最多的,就是“給我安葬的時候,棺材不要太厚了,薄板子就行,我們還窮,木材要用到工地上”。
工程指揮副政委張煥新,經常深入工地參加勞動。在一次重車打滑事故中,毫不猶豫躺在重載的車輪下面,用血肉之軀保護了作業民工的安全。歐陽彬,一個時任縣水利局工程股股長的湖南“蠻子”,一家三代6口人,擠在工地一間12平方米的草棚里,工作時深入一線,危險時沖在前面,被民工們視為技術上的主心骨。
艱苦生活 甘之若飴
“天當房,地當床,三角形草棚遮風霜”。民工住的工棚,大都是挖土夯實地基,周圍用高粱箔糊上泥土作墻,上面用荒草苫頂,低窄又潮濕,還不牢固。鋪上麥秸睡到第二天起來,身子下面冒出縷縷白煙。一天深夜,文渠營一個連隊工棚突然倒塌,將兩位民工埋在下面,所幸土墻低矮,分量不重,加上搶救及時,未造成傷亡。
“喝黃水,尿黃尿,頓頓吃的‘狼戴帽’”。這就是當時民工營地和現在鄧州民間廣為流傳的一句順口溜。民工初到陶岔,冰天雪地,從家里帶來的一點糧食和柴草根本不夠用,外面的援助又送不進來,大家只好每天吃兩頓飯,主糧是紅薯面,許多人吃得胃酸犯病。沒有菜,連不吃辣椒的人也頓頓離不開辣椒水。沒柴燒,就把晚上睡覺用的鋪草拿來救急。水井不夠用,民工們只好挖土坑找水吃。遇到大雨,不少土坑里的雨水,不僅成了黃泥湯,而且飄浮一層糞便。開工之初還是冬季,一連幾天風大雪急,營區的煙囪十有七八被刮倒,許多連隊一整天都難以吃上一頓熱飯。白牛公社白東連指導員王樹勤,四處奔走,把自己精心研究的省力省時的“雙開門自然回風灶”,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每一個連隊。民工們面對每頓的紅薯面饃,豪邁地說:“黑桃A,算老幾,老子今天要吃你。”
“為了革命來引漢,敢把天下苦吃完”。當時的渠首所在地陶岔,屬于鄧縣邊遠淺山區,民工來來往往只能靠兩條腿。生產工具沒有一件現代化的東西,除了拉車,就是鐵锨、釘耙、扁擔和土筐。食堂沒有餐廳,一律露天吃飯。工地的廣播站設在一間工棚里,只有一張桌子、一支話筒,廣播前無法錄音,播音員只能現場一邊看稿,一邊播音。不少民工營的衛生隊沒有聽診器、血壓計,連一把醫用鑷子也無錢購買。醫生只好用竹片自制鑷子,砸扁廢舊拉車條磨成手術刀,再買一些碘酒、藥棉和紫藥水暫時應急,大部分藥物也是民工上山采集自制的中藥,但大家不計較這些,自豪地說:“為了革命來引漢,敢把天下苦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