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的一個中午，正在辦公室忙著加班的我，突然接到一個陌生電話，急促的聲音告知我一個信息：妹妹騎電動車嚴重摔傷，住進了重癥監護室。

從接到電話的那一刻起，我的心一下子吊了起來，之后的兩天中，不斷抽時間跑醫院，徘徊在醫院重癥監護室的門口，心情既無助又感傷：兄弟姊妹四人，姐姐已中風多年，弟弟遠在外地創業，要強的妹妹雖有一份工作，但妹夫遠赴南方務工，已經在外地醫院工作的外甥女，又因休年假和同事去了張家界，醫院里跑前跑后的事情，理所當然壓在了我的肩上。

值得慶幸，也許是應了妹妹人緣好的原因，自打她下午一點多被送進重癥監護室，到晚上五點半，妹妹家的親戚、鄰居、領導和同事陸續來了，噓寒問暖，送錢送物，忙得我團團轉，但在醫生“昏迷中”的話語里，連見一面的機會都沒有，一個個只能嘆氣離開。

妹妹昏迷，我幾乎成為木偶。在一遍又一遍護士的催促聲中，我忙著繳費，忙著買面罩，等電梯人太多，只能樓上樓下奔跑。人啊，無論你怎樣，到了醫院你必須要聽醫生和護士的。原因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親人生的希望，就緊緊攥在這些人的手里。

晚上，蜷縮于重癥監護室門口的椅子上，心里七上八下，盼望著已經心急如焚的妹夫和外甥女快點回來，而此時單位領導和同事或電話或微信的問候，在心中涌起一股股暖流：每一個人都不是孤立的個體，冷冰冰的醫院長椅，見證了多少親情和溫暖。

第二天，依然提心吊膽的我，打開手機后發現了令人氣憤的事情。長期從事新聞工作，看到自媒體不負責任博眼球的新聞，對妹妹摔傷隨意的編造與猜測，發出來的新聞簡直讓你既好氣又好笑。當我致電他們時，幾乎都是一樣的回答：根本沒去過現場，甚至連地點都是瞎寫的，更不用說對事情經過的準確掌握。信息時代，信息的傳播豈能如此閉門造車?好再，這些自媒體的人大多都比較熟悉，他們立即把胡編濫造的所謂新聞刪除了。但這些不負責任的傳播，給傷者以及家人所造成的傷害，誰又應該負責呢?

也許是忙于和自媒體交涉，外甥女什么時候回來的，我一點都不知道，但當她從重癥監護室出來時，已經淚流滿面：“舅，我找人進了監護室，我媽摔得很嚴重，醫生說沒有外力作用，自己不可能摔成這樣。”“是的，已經在多方了解和找尋監控了。”一邊安慰，一邊了解監控的事情，在多位朋友的努力下，結論很顯然：時值中午，事發地確實沒有車輛經過，是妹妹自己摔傷的。

已經昏迷了兩天的妹妹，你是不是應該醒來了?親情的作用應該無價，也許是外甥女在妹妹病床前的呼喊起了作用。下午四點半，到了可以探視的時候，一個好消息從重癥監護室傳來，昏迷的妹妹醒了。聽到這個消息，我懸著的心終于放了下來。在醫生的允許下，妹妹進行了全面檢查，診斷結果是腦顱骨折和右肩鎖骨骨折。情況穩定后，妹妹被轉入普通病房。

可僅僅過了兩天，外甥女就急匆匆地要把妹妹轉院了，問及原因，她幾乎是在哭著和我通話：“我媽每天疼得又喊又叫，醫生護士態度不好，甚至說這是正?，F象。我問他們需不需要手術，他們不理不睬，我把診斷結果發給我們醫院的專家看了，專家說顱腦可以慢慢恢復，鎖骨骨折不敢耽誤。”

住院容易轉院難啊。費了好大的周折，主治醫生、科室主任以及醫院領導，我幾乎是該找的都找了，不能轉院的理由出奇地一致：“我們醫院能夠治療的，為什么要轉院?”“新農合差了我們醫院幾千萬，都要求轉院的話，我們醫院咋辦?”

心疼媽媽的外甥女怒發沖冠，直接給她所在的外地醫院打電話來了救護車，把妹妹轉向她所工作的醫院。轉院當天經過復診，外甥女打來電話告訴我：妹妹胸腔里還有近100毫升的淤血，是我們當地醫院根本沒有檢查出來的。

醫院是一個救死扶傷的地方，醫生更不能忘了自己職業的初衷，少一些經濟意識，多一點社會責任，讓我們家鄉的醫療技術和水平好一點，再好一點，這應該才是醫院和醫生追求的目標?，F在，醫患關系緊張，這固然有社會的深層原因，但與醫院的服務意識和醫生的職業道德究竟有沒有關系?這一點，恐怕只有醫院里的醫生們自己最清楚。但愿醫院的醫療環境會好起來，醫患關系也會好起來，同樣，我也祝愿妹妹不要受到影響，能夠早日康復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