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大量史料的發掘和一些檔案的解密，學界對中共黨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研究取得了新的進展，提出了一些新看法。這里就民主革命時期的若干事件的研究情況略作評述。

1.“社會主義論戰”——張東蓀、梁啟超等人所持觀點的合理因素受到重視

從1920年11月開始的社會主義論戰，是一場關于社會主義是否適用于中國、中國應當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是實行革命還是改良的重大思想論爭。以往的黨史著作在評述這場論戰時，對張東蓀、梁啟超的主張完全否定，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張完全肯定。近年來，學界重新審視這場論戰，力求作出公正客觀的評價。

有學者認為，“在充分肯定具有初步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知識分子的歷史功績時，對張東蓀、梁啟超等人在討論中所存在的合理因素，也不能隨意否定。”胡繩甚至認為，很難說在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共產黨人取得了勝利，“現在看這兩種意見，反而是梁、張的意見‘接近馬克思主義’”。有論者還指出，梁、張的錯誤在于看不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是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最大障礙，主張依靠資本家發展資本主義解決中國問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認識也存在片面性，他們沒有把資本主義看作與人類社會特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歷史過程，而是看作完全壞的東西，認為應無條件地消滅。他們認為中國不需要資本主義的發展，就可以直接實行社會主義。這實際上帶有空想社會主義色彩。

2.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共產國際與黨的創建關系因檔案的公布而得出新的看法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開天辟地的大事件。關于黨的創建研究由來已久，建黨后不久就有了記敘和初步研究，如陳公博的《共產主義在中國》，蔡和森的《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惲代英的《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瞿秋白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等。之后，關于這一問題研究一直沒有中斷，但是取得重大的突破應當說是在改革開放以后。

以往，國內傳統的觀點主要強調，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而很少提到共產國際的作用。近年來，關于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的關系問題由于檔案的公布引起了學界的極大關注。有論者認為，共產國際從中國早期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動，都進行了直接領導、組織和幫助;俄共(布)代表維經斯基等人對領導組織成立中共上海發起組和各地早期共產黨組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們首先致力于建立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社會主義者同盟，并在以后使之逐漸轉為純粹的共產黨組織。正是由于中共早期組織是在共產國際和俄共黨人推動和幫助下建立起來的，所以中共最初的思想理論準備和干部準備都相當欠缺，也造成其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及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努力缺少創造性思維和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深層次思考。

3.“江浙同鄉會事件”——所謂“江浙同鄉會”這個組織根本不存在

近年來，學界進一步探討了“江浙同鄉會事件”的起因、評價及影響。論者認為，所謂“江浙同鄉會”組織根本不曾存在，但是這一事件及其影響無疑是存在的。這個事件的起因是由于當時在蘇聯的中國學生中一些無原則糾紛，被其中一些宗派意識濃厚的人利用，惡意攻擊，然后被負責處理這一事件的有關領導大肆渲染，最終釀成一起駭人聽聞且后果嚴重的政治事件。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蘇聯黨內斗爭的激化和中共黨內領導的“左”傾錯誤的抬頭，許多人成為這一事件的受害者，其中留在蘇聯的人繼續受到政治迫害，而回到國內的人則成為王明錯誤路線的犧牲品。

4.中山艦事件——事件的發生未必在蔣介石的計劃之中

以往的研究認為，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的計劃和陰謀。近年來，學者楊天石提出：中山艦事件的發生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當時共產黨力量的發展和蘇俄顧問影響的增強，國民黨內左右派的激烈斗爭和蔣介石的思想傾向是導致事件發生的必然因素;而蔣介石誤信“西山會議派”和“孫文主義學會”一些人的謠言則是事件發生的偶然因素。楊奎松贊同楊天石的看法，認為事件的發生未必在蔣介石的計劃之中，事件發生既有蔣介石護黨和聯共的矛盾，又有對事件發生前的一些信息的嚴重誤讀，也與其獨特的性格和心理狀態分不開。

5.南昌起義——南下不是導致起義失敗的根本原因

南昌起義是軍史和黨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長期以來，關于起義失敗原因，權威的說法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建立根據地,進行武裝斗爭的方針，而是采取了南下廣東、再行北伐的決策。

近年來，一些學者就南昌起義軍是否應南下展開了爭論。對南下持肯定觀點的理由各有側重，綜合起來主要有：南昌起義軍在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條件，從群眾基礎、距離反動政權中心南京的遠近、經濟狀況、有無港口便利等方面，較之湘贛邊界更為有利;南下廣東的錯誤不是選錯了進軍方向，而是急于打廣州，重新北伐。對南下持否定觀點的理由綜合起來主要有：在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條件上，廣東并不比湘贛邊界更有利，反而在群眾基礎、環境是否便于弱小革命力量開展武裝斗爭等方面十分不利;南昌起義軍之所以千里迢迢南下廣東，原因是對大革命失敗后國內形勢的變化缺乏清醒的認識，仍然堅持“城市中心論”的指導思想。

還有論者提出：南下不是導致起義失敗的根本原因。南下是從當時客觀實際出發的必然選擇，是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有益嘗試，南下軍事失利不是南下決策的必然結果。在當時的主客觀條件下，即使就地革命也難以成功。

6.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是歷史必然，對中國革命有功，但條件不成熟，帶有“左”的色彩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是我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一個大事件。它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第一個全國性政權，具有重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以往，主流觀點基本上持基本肯定的意見，認為它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結晶。

近年來，學者開始重新全面、客觀地評價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和歷史作用。有論者在充分肯定蘇維埃共和國誕生的重大意義和歷史地位的同時，指出其成立在某些方面照搬照套蘇俄經驗和模式，帶有共產國際“左”的影響和中國革命“左”的色彩，沒有體現出中國特色。

還有論者在肯定它產生的歷史必然性的同時，特別指出：應該看到當時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歷史條件是不成熟的;受共產國際“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中共中央的“左”傾領導同樣犯了革命的急性病和幼稚病，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反復性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這是當時急于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認識基礎。

7.紅軍長征——沿襲多年的“行動上無計劃”、“軍事上無準備”的觀點被放棄

近年來，關于長征研究不僅在決策、準備、重要戰役、重要會議、落腳點的選擇等方面進一步深入，而且涉及到了長征中的文化工作、經濟供給、華僑與外國人等方面，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寬。

對于紅軍長征前的決策和準備工作，學界基本揚棄了過去沿襲多年的“行動上無計劃”、“軍事上無準備”，是“沒有必要的準備工作”的“倉促出動”等觀點。論者認為，長征是經共產國際批準，做了大量準備，但由于“左”傾教條主義者對實施這一戰略轉變猶豫不決，撤退過于倉促，因而這種準備才不充分。問題主要出在戰略轉移的組織和指揮上——決斷猶豫，沒有早走;不會跑、不快跑，延誤了戰機;低估了敵人的力量，沒有準備堅決的戰斗;舍不得丟東西，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動。

關于長征的戰略方向和落腳點的選擇。傳統觀點是長征一開始就是要北上抗日。近年有學者提出，把北上抗日作為長征的目的，并最終把立足點放在陜北有一個過程，其間經歷了多次變化。從現有資料看，紅軍長征的落腳點選擇在陜北并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黨中央、中革軍委正確分析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和全國發展變化的形勢逐步作出的。

以往的長征研究中，較集中在紅一方面軍的長征，對其他三支紅軍長征的研究比較薄弱。近年的研究，對長征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對紅二、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給予應有的重視。例如，有學者強調，不能因為張國燾搞分裂主義而否認或抹殺紅四方面軍的功績。紅四方面軍創建了川陜革命根據地，支援和策應了中央紅軍、紅二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

8.皖南事變——項英有責任，但不應負“重大責任”或“主要責任”

對皖南事變的發生，以往的研究過多強調事變前蔣介石國民黨的陰謀和事變后美國的壓力及國際輿論的作用。近年來，有學者提出，事實上蔣介石國民黨并未有過一個明確的旨在處心積慮消滅皖南新四軍的陰謀。事變的發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事變與國民黨一貫堅持限制中共軍隊發展，要求其限期離開長江兩岸北移冀察的強硬態度有關，也與中共中央必欲獨立自主，堅持大力發展經營華中地區的政策有關，具有某種必然性。事變與中共拖延北移時間，且選擇一條出乎國民黨意料的北移路線，而國民黨恰好在新四軍逾期南下之日完成圍堵部署，封住了新四軍南進東去道路等偶然巧合。事變發生后，蔣介石未曾有過要在更大范圍內對中共動武的計劃，也并不存在美蘇及國際輿論反對國共大規模內戰，以及日本的進攻打亂國民黨發動更大規模剿共戰爭的陰謀。

關于皖南事變的影響，學者認為：皖南事變成為抗戰期間國共關系逆轉的一道分水嶺。在這一斗爭中，共產黨在政治上得了分，國民黨其實得不償失。此后，中共政權與軍隊獨立發展，到抗戰勝利時共產黨力量大增，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中國已是主客異勢了。

關于皖南事變中新四軍遭受慘重損失的責任問題，涉及對中共中央決策和項英的評價。學界對此進行了客觀、深入的分析，并基本上取得了共識。論者認為：把新四軍遭受損失的責任全歸于項英是不合適的。黨中央在事變前對形勢分析也有不當之處，并導致工作指導上的失誤。堅持皖南是黨中央的決策，說項英留戀皖南、反對北上是站不住腳的，況且新四軍北移情況復雜，黨中央、毛澤東有很多指示。皖南事變中，項英有責任，但不應負“重大責任”或“主要責任”。這就據史實澄清了對項英的一些非議。

9.抗日戰爭——對抗戰時期國共關系的評價應跳出國共兩黨斗爭的模式

近年來，關于抗日戰爭研究出現了一些新的觀點。對抗日戰爭的時間、國共關系、抗戰領導者等諸多具體問題，學界出現了新的觀點。

有論者提出：對抗戰時期國共關系的評價不能以偏概全，應跳出以往那種國共兩黨斗爭的模式，國共兩黨之間的合作還是主要的，否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就破裂了?？箲饡r期國共兩黨的分歧主要在于國民黨主張在原有社會體系上進行漸進式的改良，而中國共產黨則主張進行更為徹底的民主革命，分歧的實質是要不要進行社會革命。

關于抗戰的領導者問題，有論者提出，從形式上來看，抗日戰爭無疑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國民政府領導的。實際上，國共兩黨并沒有共同領導，而是各自領導自己的黨、區域和軍隊進行抗戰。因此，也可以說抗日戰爭是國共兩黨分別領導的。它們分別存在，都獨立地發揮著全局性的作用。還有學者指出，這兩個領導中心的直接體現就是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兩個抗日陣線。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抗戰削弱了日軍的正面進攻，作為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戰場在積極打擊敵人的同時，還大大增強了自身的戰略反擊力量。這兩個戰場從戰略全局來說是互相配合的，都起到了重要的戰略作用，忽視任何一個都是不客觀的。但這兩個領導中心在整個抗戰期間的表現并不一樣：隨著抗日戰爭的不斷推進，國民黨的領導中心在不斷地削弱，而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卻在不斷地加強。敵后戰場的地位隨著它的發展越來越重要，這是客觀事實。但敵后戰場和正面戰場共同構成了一個統一的中國戰場，兩個戰場都是中國戰場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都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并不一定非要將兩個戰場分出主次不可。

作者簡介：劉建美，中國國家博物館學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近代中國與文物》編輯部主任，轉載自《北京日報》2011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