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聽說程顥、程頤兩兄弟的名字，始于初中語文教材中一篇鄧拓的雜文《事事關心》，不管是文中點到的江蘇無錫東林書院也好，也不管是程頤、楊龜山、朱熹、顧憲成怎樣的師徒關系也罷，他們的故事無論是時間或是距離總覺得離咱遠遠的。

可原本出生于湖北黃安縣（今湖北省紅安縣二程鎮）的宋儒大家、一輩子長期在洛陽講學、死后又葬于洛陽伊川、一生幾乎沒與咱鄧州有啥交集的二程先生——宋明理學奠基人程顥和程頤，偏偏就在咱鄧州市夏集鎮享有這么一座獨特的祭拜其兄弟二人的祠堂——二程祠，這又是為什么呢？

據碑載及相關資料得知，夏集鎮程集村程氏先祖自認“傳盛洛嵩，二程后裔”，后又“轉遷懷慶”，明洪武二年（程德）由河南省懷慶府“南徙至鄧”，遷至如今的鄧州市夏集街西北方一帶，漸成集市，故名程集。

清代程集后人為了追源溯本，紀念先祖，特立碑建祠。自認“二程后裔”的程姓當初建祠堂時，自然會考慮到始祖二程，夏集鎮程集祠堂的堂號就直接命名“二程祠”，簡單明了，霸氣地指向了近千年前的兩位宋儒大家，它是鄧州夏集程氏后人尋根問祖的重要線索，它也代表著鄧州夏集程氏后人的族源血統和歷史榮譽。

立祠敬宗，立的是一種形式，拜的是一種信仰，敬的是的一種文化，長期以來相信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程氏人以及周邊人。

人之生命，授之于父母，根之于祖宗。慎終追遠，不忘祖根，憶念先祖，傳承祖德，興盛子孫，這興許就是最初興建祠堂的初衷。

程顥、程頤兩兄弟年齡相差只有一歲。程顥生于公元1032年，程頤生于公元1033年。程顥自幼聰穎，并能刻苦學習，10歲能寫詩作賦，20余歲即中進士，隨后做了幾任地方小官。

后來由于程顥在政治上同司馬光等共同反對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在實行變法的神宗時期，沒有得到信任與重用，便以其父年老多病需要照顧為由，退居閑職。他回洛陽后，便與其弟程頤一起每日以讀書勸學為務。神宗去世后，反對新法的舊黨人物被起用，程顥也同時被召入京，授為中正寺丞，但還沒來得及上路赴任，便病死在家，終年54歲。

公元1082年，同樣官場失意的程頤在時任西京留守的文彥博資助下，得以在洛陽龍門講學，也就有了后來著名的“伊皋書院”，即如今位于伊川縣鳴皋鎮的“伊川書院”。當時的鳴皋鎮歸嵩縣管轄，也就從那時起，程頤大部分時間往來于洛陽和鳴皋兩地。

有人曾說，別人努力一生，是想成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職業，是教別人怎樣成為圣人。實際二程所開創的理學，最初在北宋是一個較小的儒學流派，被朱熹繼承和發展后，才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具有比較嚴密邏輯體系的學說，程朱理學從此便在中國后期封建社會的思想領域中，長期占據統治地位。能使儒家的學說在古老的中國重新樹立了自己的權威，說明二程確有曠世奇才。

二程生前在政治上長期遭受排擠和貶放，其學說也曾一度被視為異端邪說。直到南宋后期，地位才開始得以提高。清康熙二十五年，更將二程列為圣賢，位列孔子門下、漢唐諸儒之上。乾隆十六年，皇帝派使臣祭奠二程，祭文稱他們是百世的“真儒”和“哲人”。二程的理學倡導封建禮教，強化倫理政治，成為一種官方哲學，加上封建最高統治者的推崇，其地位愈發顯赫。

二程兄弟最大的志趣與成就乃是求道和學術。他們著書立說，創辦洛學，講學授徒，“居洛陽殆十余年，與弟講學于家”， 士之從學者不絕于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同時，還經常與司馬光、呂公著、邵雍、張載等知名學者議政論道，使洛學逐漸形成完整體系，不斷完善成熟，走向全國。

夏集二程祠目前也就坐落在夏集鎮程集學校內，這似乎冥冥之中暗合了二程講學授徒之意，不知二程的一些教育理念能否被后人所繼承和發揚？

當年二程認為教師主要是指導學生讀經的方法，至于蘊藏在經中的“義理”，應由學習者去反復思索，從己出發，由近及遠，自己尋求。故二程提倡勤于思，也許這也是“學而不思則罔”的繼續，強調在思考過程中去發展思想。

當然二程的見解反映在教學作風上也有差異，程顥和氣，程頤嚴肅。故前者有“如坐春風”之譽，后者有“程門立雪”之典。

目前不知有多少人在研究“教什么”和“怎么教”的問題，不知又有多少人為了短期效益，已經人為地將教育搞得表象繁雜，實際深入傳統文化中去探尋“為什么要教”的本質問題，也許教育沒有那么蕪雜，不是有學者就認為“真正的教育，其責任必須以引導學習者成人為務，以發展人性、培養人格、改善人生為目的”嗎？

如今的二程祠成了留給鄧州市夏集鎮程集程氏家族的一座懷舊場地，但不知它所承載的豐厚文化基因能否得以延續？不知它能否真正成為人們心靈的驛站？